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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谓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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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周作人，听鲁迅在病中休息的时候是这样叙说的：“我的小说中写人物时不是写老大就是写老四。
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
但老二老三绝不提起一句，以免别人误会。”
从这里也可见鲁迅下笔时的字斟句酌，设想是多么周到。
有时茶余饭后鲁迅还会很随便，很自然地感叹出自己所遭遇的经过。
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人不要钱总该可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住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名信子），连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还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回家。
又看到汽车从家里开出，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呢？”
原来家内人不断的大小轻重的生病，都常常要请医生到来，鲁迅就忙着应付这些差事。
从没有计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那么他们每月收入有六百上下（鲁迅三百，周作人二百四十），稿费在外，都哪里去了呢？鲁迅说：“她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萝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
又诉说没有钱用了，又得借债度日。”
有似帝国主义者榨取剥削的态度，她们的心向着日本，要照顾日商。
中国人的家庭，她是以奴役者的姿态出现的。
他们用一个总管叫徐坤的，这人精明能干，什么事都可以妥托。
如周作人父子共有三部黄包车，那包车夫的聘请和工资都经徐坤的手，连周作人买双鞋子，订造件大衣，都是由徐坤叫人来做，这就可以有大笔的从中取利的机会，这是旧北京人的老习惯，人所共知的。
不但如此，徐坤的家眷，就住在比邻，只隔一道低矮的墙头。
鲁迅住在头一进的外屋，每天上班前就会亲自看到徐坤从墙上把食用物品从墙头送出。
鲁迅看得多了，有一次就向管家的二太太说出这不平凡的寄生生活情况。
信子把徐坤叫来，不是责骂徐坤，而是说：你为什么要给他（指鲁迅）看见。
意思是这些事可以做，就是瞒过鲁迅好了。
有一回小孩在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被鲁迅发觉很紧张，认为应该训诫，她们听了很不舒服，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好了。
在鲁迅呢，艰难缔造的新居，是经过无数心血，花了无可计量的精力才得完成的果实，自然珍视。
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禁戒的。
她们别有脏腑的行动，鲁迅哪里料想得到。
也许这些日常琐屑，正为进谗资料，而周作人视而不见，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他一切都可列入浪费精力和时间之类的处理生活方法，也做成日积月累的意见不同处。
鲁迅还提到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安然看书的好气量，他说，“要是我就不能够做得到。”
又，鲁迅经常自己借债维持整个大家庭的开支，如果节约一些，不是免得多向外借一些吗？有时借款是辗转托之他人，向银行纳高利贷来的。
在这里我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为了他哥哥还不完的债艰苦生活的情况，觉得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老好人，在中国算是无独有偶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初以为自己还年轻，没有负担，筹还哥哥的债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了。
殊不晓得利上加利，就致有破产入狱的威胁到来，甚至带病写作还债，直至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前才清理完这一生缠扰不清的债务。
据鲁迅当时所想的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类似，他说：“自己负担轻，他们需用，就交给他们用好了。”
鲁迅除了负担八道湾绝大部分家用之外，连日本人信子们的父亲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济，儿子重久三次到中国和在日本不时的需索以及军营的所需费用，及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也都是由鲁迅每月收到工资，即行汇出的。
后来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之后，常常感叹地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生活才得有预算，也比较的不愁生活了。”
对照以往生活的紧张情况，后来可以量入为出，也可以接济一些急需求学的青年，可说利用资财得更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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