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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到广州，听女子师范学校负责人的谈话，是要我做“训育”
的事，这当然就应当交出我从北京带去的“国民党”
的关系证件了。
但校方负责人叫我慢点交出，我因初到，不便多问，但这事就此搁起，后来我听说邓颖超大姐在省党部工作，我要去看看久别了的，我所景仰的邓大姐，在校方一打听地址，又叫我最好不要去。
我对于这些因初到都觉得有些诧异，以为必是学校过于谨慎，既然这样，我就听信了一半，把证件不交出，也就是和国民党的关系断了。
后来才晓得，国民党内部如此复杂，大别之有左右二派，派之中又有无数小派，无怪学校方面叫我暂不交出了。
若一交出，交给到哪一派都有为难，若在右派手里更不得了。
所以不交出还是比较妥当的。
但叫我不去见邓大姐，却万万不能够。
我暗地里找到省党部，不在；我又设法找到她的寓所，见到了渴望已久的亲大姐！
叙了阔别之情，亲切地告诉我黄埔不招收女生，所以没有写回信（我以前写信向她打听的）……谈了许久的话，现时不能一一写出了，但记得还在她那里食了一顿饭才走的。
后来又见到一位同志，是李春涛。
他本来在北京当教授，和杜老（守素）同住在一起，那时许多人都想丢开教书去干革命，澎湃同志首先南下了，接着李春涛、杜老也计划离去。
他们那时住在北京地安门内南月牙胡同，经过同乡介绍，我到过他们住的“赭庐”
。
门也油着红色，表示赤化的思想，但没有遇见一个人。
后来在1925年的4月5日，在东安市场的森隆见面了，当时还有些什么人一起同席，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给了我很多鼓励，并约毕业后回到广东去做事，临别时又送了我一本书，说这本书他看过了，还不错。
我翻开里页看到写着：广平先生惠存春涛敬赠。
另一页又盖着：“李春涛读书章”
几个字，并有他订正补充的文字，具见革命者的认真不苟的工作态度。
在国民党开代表大会，他以代表身份到广州来的时候，那时在广东是第二回的见面了，他很高兴我真的回到广东，并且邀请我到汕头去，无论教书，做妇女工作，做报纸宣传工作都可以想办法，总之那面缺人得很。
那大约是1926年的冬天。
后来广东女师的风潮闹起来了，一时离不开，到了国民党右派极端猖獗的时候，学校里右派分子非常蛮横，写恫吓校长的信，在学校内滋事，校外又有互相呼应的右派学生会和管理青年的部，可见事情的并不简单。
详细情形，这里不多说了。
但我并无恋栈之意，以为不管怎样，负责到告一段落的时候，交代得过去才可对得起学校。
后来知道各个负责的都另有工作了，我就想也卸仔肩，去汕头应李春涛同志为革命事业多找些人工作的伟大心愿之约，哪晓得他为革命事业不惜费尽苦心的一个人，在大革命时期被国民党反动派暗害了，在汕头连尸首也找不着。
我手头留着烈士一本书，永远纪念他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为鞭策我们工作的力量。
同时我走向革命，学习得到进一步，并且离厦门近便些，有机会还可以去安慰安慰鲁迅愁闷于校方工作的苦情。
但我给厦门的鲁迅解释得不够详细，倒引起他的牢骚来了：“我想H.M.不如不管我怎样，而到自己觉得相宜的地方去，否则，也许因此去做很迁就，非意所愿的事务，比现在的事情还无聊。”
同一封信的深夜，又添了几句：“我想H.M.正要为社会做事，为了我的牢骚而不安，实在不好，想到这里，忽然静下来了，没有什么牢骚了。”
（见《两地书》第八十一）这里越是说没有什么，正表明有什么，我因此考虑：同是工作，要我自己闯，可能也多少干一些事，但社会是这样复杂，我又过于单纯，单纯到有时使鲁迅也不放心，事情摆在面前，恐怕独自干工作是困难的了。
既然如此，就在鲁迅底下做事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想法一决定，就不去汕头了。
以后也没有改变了这决定。
那时鲁迅已经应了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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