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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厦门和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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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京“三一八”
事件之后不久，政治还是那么黑暗。
我们料想：中国的局面，一时还是不死不活的拖下去，但清醒了的人是难于忍受的。
恰好这时厦门大学邀请鲁迅去教书，换一个地方试试也好吧，鲁迅就答应去了。
其时我刚在暑假毕了业，经过一位亲戚的推荐，到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去教书。
临去之前，我们曾经考虑过：教书的事，绝不可以作为终生事业来看待，因为社会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压力，我们做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则可，永远长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因此决定：一面教书，一面静静地工作，准备下一步棋的行动，对自己经过一时期的斗争，为另一个战役作更好的准备，也许较为得计吧。
最低限度，例如至少有半年不挨饿的预备，再斗争起来，胆就会更壮些，力量会更充足些。
因此我们就相约了做两年工作再见面的打算，还是为着以后的第二个战役的效果打算，这是《两地书》里面没有解释清楚的。
抱着美好的幻想到了厦门，头一个遇到“双十节”
，当时使得鲁迅“欢喜非常”
。
是因为北京在北洋军阀统治了多年，“北京的人，仿佛厌恶双十节似的，沉沉如死”
。
大凡人对某一件事的思想有了不同，则感情上也自然产生爱恶两样极相反的态度。
鲁迅在北京，对过年的鞭炮声也听厌了，对鞭炮有了恶感，这恶感是因为北京的鞭炮声代表了陈旧腐朽的一面，所以厌恶；而厦门的鞭炮声带来了新鲜希望，所以就“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
“欢喜非常”
了。
再看他的比较：“听说厦门市上今天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地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
（以上均见《两地书》）从挂旗上，鲁迅判别出自动与被动，觉悟与不觉悟，当家作主与否的精神来。
而又说明了北京人民之所以如此反应，是包括这一面旗，代表了与他生活无关的事件的反应，是麻木状态下无动于衷的反应；是军阀的压制所表现于行动的一种无言的表示。
其时国民党刚在孙中山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下来庆祝节日，所以鲁迅差强人意地认为：“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怎样老旧。”
（见《两地书》）
同样的“双十节”
在广东，“一面庆贺革命军在武汉又推倒恶势力，一面提出口号，说这是革命事业的开始而非成功”
，这原来蕴藏着国共分裂，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而违反孙中山路线的企图这时已有了。
所以群众在表现上并不因打下武汉而特别高兴，自然在庆祝大会的会场上只看到“雨声、风声、人声”
将演讲的声音压住（见《两地书》第五十五），闹嚷嚷乱哄哄的混作一团。
这天我是带学生游行，亲眼看到这种情况。
正好上海的《新女性》杂志索稿，我就写了一篇《新广东的新女性》投出，说明我在广州看到的女性并不新，还是娇滴滴的小姐式，应付了事的态度多，认真庆祝的少，与“三一八”
时北京的女学生奋斗争取达到游行目的的情形迥异，和厦门鲁迅所喜欢的也不同。
作为窥测气候的一面镜子来说，是令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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