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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吧,但我对内山先生只是从旁了解一二,加以揣测,还是不能作“论定”
的。
只是就我所见闻的略述所见,确否还待事实再作证明才对。
我们经过广州的大革命后,屠杀青年的阴森森的时日里,在1927年10月3日到达了上海,过了两天即5日就去到四川路的一个浅小胡同叫魏盛里的一间日本书店。
那是住家兼店面的,在胡同最后的一家。
对过也扩充了,似乎一面卖些文艺或理论书,一面是卖些期刊杂志什么的,也有些中国店员或日本店员,这都没什么关系,横竖鲁迅操得一口满好的日语可以表达意思,直接选购要买的书。
当开始去到书店的时候,第一次买了四种共四本书,我是同去的。
我们的朴素的衣着并不打动人,鲁迅似乎还带些寒酸相。
后来鲁迅逝世了许久的时候,在这店里当过店员的一位王先生还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我们一到店里,他们打量了鲁迅这般模样之后,店里负责的一个日本人向王说:注意看着这个人—鲁迅,他可能会偷书。
这是难怪的,当时来店的一些读者很随便,尤其搞美术的,有时内山书店很好的一本书,却突然插画没有了。
内山的哲学是不要声张,怕因此减少来客。
他的书店又相当拥挤,就在这拥挤之下失掉了一些图片的经验,在这个店内时常会遇到的,补救的方法只是尽可能地注意。
鲁迅就曾经被这样注意过,但出乎意外的是像这样没有购买力的人会忽而选购了一大叠书。
这里用内山先生回忆,他们认识的开始是这样的:
有一天,那位先生一个人跑来,挑好了种种书,而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我女人进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火,指着挑好了的几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号去。”
现在,那屋子的门牌我已经忘掉了;当时,我立刻就问:
“尊姓?”
一问,那位先生就说:
“叫周树人。”
“啊—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了,而且也听说是从广东到这边来了,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
从那时候起,先生和我的关系就开始了。
—《鲁迅先生纪念集》
事实是,鲁迅头一天到内山书店并没有见到内山先生。
看似会偷书的那位客人意外地买去四本书之后,这是在10月8日由旅店搬到景云里寓内的事了,经过了又一次的到店买书,被店员向内山先生报告了这不寻常的奇遇,经内山先生有意识地探出是谁之后招呼起来的。
因为住居的近便,鲁迅每每散步似地就走到魏盛里了。
内山书店特辟一片地方设了茶座,为留客人偶叙之所,这设备为中国书店所没有,是很便于联络感情,交接朋友的。
以后这个环境被鲁迅所乐于前往,几乎时常的去,从此每去必座谈,除非有别的事情未能外出。
后来又作为约会朋友的地点,那是在书店搬到北四川路底坐北朝南的一间具有楼上的地方后,那是比较后来的事了。
记得到过魏盛里几次之后的某一天,有个妇女从店后走到外面去,经过我们身边,内山先生就指向我们说:这是郭沫若先生的日本夫人,并且又说到郭先生曾住过他的店内。
到后来日子一久,了解得更多了。
郭先生住在日本,每有写作,寄回中国,都是内山先生代理,收到稿费之后转交给日本夫人,再由她买成中国土产带回日本去。
内山先生这种为避难的中国朋友尽其一臂之助的高贵友谊,我们很早就知道。
而在1930年3月鲁迅因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之后,被敌人追踪,空气极度紧张时,就同样的,内山先生从郭先生身上把这分友谊转移到鲁迅身上,一样地给予避难场所,达一个多月之久。
我们之所以深信不疑,是从闲谈中内山先生曾经用过这样的话以表明他的态度:“就是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有的。”
这就无异明白地向鲁迅表示:请你放心,我绝对保障你的安全!
我们过细地考察,内山全家连店友在内,对鲁迅的好意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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