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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篇名《写于深夜里》的，其中记载着“一封真实的信”
，是写白色恐怖对待一个十八岁的青年给他徒刑二年六个月，和他所看到狱中惨苦形状。
这是实事，出在杭州美术学校里，鲁迅把他作小说童话像故事般记录出来，而又以真实的信作结束。
实即代表千千万万被捕者的真象，都如此儿戏地放入人罪的，这篇文章也介绍到国外去了。
鲁迅因此感慨地说：“他们越想秘密起来，我的文章却走到国外，越不给他秘密！”
鲁迅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极度黑暗的环境里，写出这样的文章不是好玩的，当有一次史沫特莱女士拿着这样的文章要帮他向外投稿时，对鲁迅说：“这样子发出去是会对你不利的。”
当时鲁迅就回答她：“管他呢？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才对！”
这回答，不啻千万重量的义无反顾。
对为着中国革命而英勇牺牲的人的控诉，是不能缄默的。
一个人死了，千万个人起来，用文艺工作者不怕死的精神，报道反动者的狰狞面目，公开的、大无畏的这样做了。
当时鲁迅在党领导下，执行党的精神，向敌人投下了一颗无烟炸弹，使他们的天下得不到太平，这是党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向敌人示威的胜利！
就在这样的时候，鲁迅也没有忘记向家庭做统战工作。
他每当要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时候，就以征求意见的口吻出之，但又表示其大义凛然的态度向我说：“这时候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我明白这话的后面包含着万一出了事故会送命的意义，但我们不是早已决定？如柔石被捕时，鲁迅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倘举朝文武，仍不相容，会当相偕泛海，或相率而授命耳”
（见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信）。
这明明是鲁迅已深知我意，绝不会反对他的意见的，而还是如此照顾到别人的意见，尊重每个人的自决，这态度加倍见出革命者的虚怀若谷而又对敌决不容情。
鲁迅有时也曾想到扩大统战面，他曾提到：如果自己一到上海时不那么骤然的加入左联，稍稍隐晦些，可以做更多的团结各方面的工作。
但现在既然是这样了，也就只好照着这样做就是了，这里他绝没有为自己打算的意思，纯然从工作效果上着想。
我们只要从他对朋友的通信看就知道，不惜直白说出自己是“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
（见1931年2月4日致李秉中信）。
在行文中也不少见到，《二心集》更公开表明“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又在《两地书》序言里表明自己“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
，这无异于在大路上标明牌号：“姜太公在此”
，但等的下文意思是见者“百无禁忌”
，而鲁迅的标明是“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
，则无异有可能招杀身之祸，聪明人断断不肯做的，而鲁迅独乃无所惧怕于其间，其可算是“泰山石敢当”
了。
鲁迅为何具有如此胆量，敢于蔑视敌人到如此程度？是因为他相信党的存在，相信青年们，一切不甘做亡国奴的革命事业的人们都跟着中国共产党走，都确信这条光明的康庄大道的必然到来，必会胜利，像执着红旗奔赴前线占领敌人阵地时一样，一个人倒下了，马上会有人接上来的。
冯雪峰早些时期站在党的立场来和鲁迅接近，《萌芽》《十字街头》《巴尔底山》等刊物都有鲁迅执笔写的文章。
因来往多了，就有些直言无隐之处。
他不止一次劝鲁迅“不要使自己变小了”
。
意思是要鲁迅丢开身边琐事，或讨论个人得失。
而鲁迅自己则以为这确也是坏处：“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
（见《伪自由书前记》）他是因现实的事例与社会有关而说的，把自己“变小”
了是从没有计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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