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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雪峰的身份是代表党与鲁迅接近的，所以他的话鲁迅也深深表示接受，因此他常常说：“雪峰的话是对的。”
鲁迅是以党的身份看待他的，所以也无条件地接受他的意见。
而鲁迅自己，确也承认：“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
（见《二心集序言》）
在冯雪峰眼里看鲁迅常常为着一些事情苦恼自己，而提醒鲁迅“不要使自己变小了”
，如果站在党的立场是好意，站在鲁迅自己的角度也是应该照这样接受的，所以鲁迅对冯是以他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的。
但瞿秋白同志看待这一问题又是另一种看法了：“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
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类型。
……揭穿这些卑劣、懦怯、无耻、虚伪而又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这里瞿秋白同志的看法，如果我体会得不错，是不是就和雪峰的意见相反呢？是不是这仅只是作为雪峰个人的意见而提出，但鲁迅却是严肃地接受呢？以我的水平，不能判定，只是作为回忆起来提出罢了。
但这问题也颇关重要，因鲁迅许多杂文，往往是一时、一事、一人的，被鲁迅遇到了，有时虽小也可见大，所以立刻抓住不放松，作为教材而昭示给大家来看，其分析解剖是否错误，关系不浅的。
鲁迅曾说过：“世上是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有人来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
瞿秋白同志常常体会到这一层，深知把个别的事件，作为典型例子，作为对立面的例子来教育群众是必要的，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
，是与鲁迅当时的思想符合的。
鲁迅对敌人的大无畏的精神，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是足以寒敌人之胆而令人敬畏的。
可是在与我一同到街道上去的时候，就常常令我苦恼不安。
他每每逼令我走到对街的人行道去，而不肯和我并排在一起，以便出起事来我可以避免危险，这可见敌人放出空气说要“就地处置”
他是安然处之的了。
却令我更觉得在徘徊不前也不好，硬是违背他意思也不好的情况下心情起伏着走去。
他铁的纪律又非常严格的执行。
他曾作暗示给我，说：“有些事情，就是连夫妻之间也不必过问的。”
我遵照这纪律行事，对朋友来信如果不是得到他的许可，就是到了我手里也从不打开来看的，每于写完回信就要拿去烧掉的信件我也是这样原封不动地烧掉。
……
鲁迅相信党，依靠党的事实是很多的。
首先，苏联的成就，伟大地为人类树立崇高的榜样。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陈旧腐朽的沙皇统治推翻了，人民得到自由，各项建设也跟着进行了。
经过各国的围攻，无效；经过德苏战争，敌人侵占大部土地，仍然击退侵略者，使希特勒一败涂地，鲁迅是看到了。
再从文艺上来了解苏联，则鲁迅的感受更深。
在作品上，他翻译的《十月》《毁灭》以及别人翻译的新俄文学，从他的每种译品的序言里，就可见他对这方面的熟识、了解程度是多么深，多么热诚推重。
又从1932年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里他说：“那时（19世纪末）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他很有理由地说：“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因为从那里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酸辛、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
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鲁迅是这样推崇俄国文学的，是从俄国文学明白了世界上有两种人的。
称赞了一通俄国文学之后，从此看到鲁迅对苏联文学的向往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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