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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除尽力替她刊登稿件外，又自己筹一笔款，托杨骚转致，鲁迅再没有向任何外人提起此事，乃遵照杨的话，使一个作家可以安心养病。
而鲁迅又同情杨为朋友的热心，他有时就开玩笑地说：“我编排他们的稿件，不是杨骚在前，白薇在后，就是白薇在前，杨骚在后。”
殊不料转瞬杨骚就把鲁迅借款给白薇医病的事向林语堂的侄儿，也是杨的好朋友说了，林到鲁迅处也要借一笔同样数目的款子。
慢说那时鲁迅没有许多款可借，就是有何心借与林的侄儿？林语堂离开厦门大学时，就向学校索取了两年的退职巨款才走的，后来到上海住大洋房。
他侄儿不向林要款而向鲁迅要，这合情理吗？鲁迅未答应他，结果他和杨骚都怪起鲁迅来了。
以前杨骚来请教日文翻译事，每来既耽搁多半天，费了鲁迅光阴不少的，从来往中知道鲁迅要翻译《十月》，他就赶忙抢先译出，以制鲁迅死命，其心狠毒，但鲁迅不管他，自己仍译出《十月》来。
这之后就绝迹不来，而且碰面也似路人相遇了。
朝花社的搞起来，是从厦门大学来的一位王方仁（笔名梅川）要求住在鲁迅附近，可以常常讨教便利。
因之，鲁迅住在景云里时他就搬来在附近住一间亭子间内，后来又添了崔真吾，再加进柔石。
早晚食饭相遇。
闲谈到有意译书自行印出的事，鲁迅仍本着以前扶助未名社的态度，替王方仁介绍《红的笑》，鲁迅并有一篇《关于〈关于红笑〉》的文字登在《小说月报》，为梅川（即方仁）辩解，替崔真吾校订《忘川之水》等，无非为了帮助青年文化事业。
又同意出《朝花旬刊》，出了几本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奇剑及其他》等，又印出几本木刻选集，名《艺苑朝华》，是从鲁迅藏的版画编印出来，给木刻界有所参考的。
但王方仁以有哥哥在上海四马路开教育用品社的方便为词，请求由他社买纸张及代为销售。
这个建议众人以为是合理的，有内行人便利了许多。
于是王、崔、柔石三人连鲁迅四人共同投资，每人一股，鲁迅除借垫柔石，自任一股外，后来又自动加一股，无非增大出书能力，算是用我的名义，合起来是鲁迅担任五分之三。
但所用的纸，王方仁是向拍卖行廉价买来水渍过的画图画用纸，其实是不合于印木刻图用的，油墨也是用廉价的，印出来不是相得益彰，而是一块块、一堆堆的不见线条的画，就相形见绌了。
但这里却看到柔石的高贵品质，在书与木刻画据说都收不回本钱而且还要赔一笔款去的时候，看到他毫无怨言，除了出书时的自任校对，奔走接洽都任劳任怨之外，这时又拼命译作，以期偿还欠款，到宣告失败了，还又向鲁迅借垫付出。
但柔石是忠厚的，还不相信鲁迅说的“人心惟危”
（见《为了忘却的记念》），而王方仁则奔走城乡之间，为建立祠堂，大忙特忙，看不到他搞出书事业。
在一次见到鲁迅家中有蔡元培在座，即抓住机会，要鲁迅代向蔡请求为祠堂题字，把朝花社的事全置之脑后了。
朝花社散开后，王方仁从德国洗个澡转回来，教育用品社更昌盛了，还听他向人说是鲁迅误会了他呢。
可惜柔石忠心耿耿为这幻灭了的一个小小的文化事业用尽了一大把力，难道这也是误会的吗？幸而鲁迅的率直的《为了忘却的记念》给柔石留下了真材实料，给市侩们千秋万世无所遁形。
柔石为人诚实质朴，从不多言。
每次相见，都是与鲁迅谈创作、文学方面的事。
看到《艺苑朝华》要印木刻，他也写信到英国木刻家那里，寄去中国木刻信笺之类，后来又换回些木刻画，似乎转赠给了鲁迅作印书资料了。
另一个青年和王方仁他们住在景云里一起的是韩侍桁。
提起这人要倒叙一笔。
他是日本留学生，在留日时曾投稿到《语丝》来而和鲁迅有书信来往，便算认识了。
鲁迅有一次回北京去，他就寄来一张当票，叫鲁迅到京替他赎出送到他家里去，这种与人方便鲁迅原本乐意做的，就照办了。
后来又写信来，要在北京谋事，嘱鲁迅设法。
鲁迅想，自己只认识学界中人，就托马幼渔先生代为设法教书的职务吧！
已经颇有眉目了的时候，北京其时胡适、周作人辈颇得势，问知是鲁迅的关系来的，眼看这事就吹了，韩侍桁未得做成教员，回来上海找到了鲁迅，见柔石、冯雪峰都住在景云里，和鲁迅接近，而又都是左联人物，不知怎的侍桁也“左”
起来了。
但左联人物并不能升官发财，此路不通！
就摇身一变，往右转了。
想着鲁迅既不能利用，骂鲁迅或可以有用吧！
于是跑到南京，与他们三个好友在一起，自己躲在背后，叫他的好友先骂鲁迅。
如此这般，鲁迅岂有不知之理？在《伪自由书》后记里就顺手刺了韩侍桁一下：“时代的巨轮，真是能够这么冷酷地将人们碾碎的。
但也幸而有这一碾，因为韩侍桁先生倒因此从这位‘小将’的腔子里看见了‘良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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