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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就够画出韩侍桁的嘴脸了吗？
革命越受迫压，作家的革命文学越受摧残，邮局看到红色封面的《呐喊》，也不问内容是否有关而一律禁止。
报刊、杂志，狗们一嗅到就辨别出，由异常的敏锐感觉，于是而通风报信，摇尾报功。
鲁迅是不管这一套的，反而在他自己的杂文集里揭发这些人的嘴脸，不遗余力，以掊击敌人，维护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的向前发展。
敌人无能，其实是低能的，例如《申报》的《自由谈》取消了黎烈文的编辑，调换一个老编辑张梓生先生，他们还以为能弹冠相庆，可以高枕无忧了。
殊不知张与鲁迅也是老相识，更重要的是读者爱读这些有辣椒味的痛陈时弊的文字，这是时代推移，人心归向，没法阻挡得住的。
所以鲁迅在党领导下能进行一切活动，是与群众联系在一起，与群众生活在一条根上，连老人如张梓生也团结在一起，斩也斩不断，其故在此。
因此之故，当时稍稍有一言半语替群众说话，代表了群众呼声的，有时明虽遭禁，暗则好销，商店柜台下另藏有左翼出版物，没收一批又有一批，禁无法禁，真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其实鲁迅是好相与的。
看他热心出版事业，帮助文化界的识与不识的人，凡是损己而利众的事，他都勇于承当的，他念兹在兹的就是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努力奋斗。
合乎这条件的是友，反乎此的是敌，这界限还不够分明么？
然而扩大革命影响，增强战斗力量，从文学战线上寻找生人是急需的，所以不管任何挫折，仍不能减弱他在青年身上寻觅新生力量的热情。
这是要费许多时间与精力的，但这方面鲁迅情愿破费时间与精力。
还是从《为了忘却的记念》说起吧，一个毫不相识的青年，看他有志于译匈牙利诗人的诗，就不惜把自己酷爱的藏在身边三十年不易得来的书赠给了白莽了，其鼓励译作的精神，昭然若揭。
另一个在邮局工作的青年孙用，译了一本《勇敢的约翰》，寄到鲁迅手里，他阅后马上写回信，称赞他：“译文极好，可以诵读”
，但又怕介绍到杂志上不便利，就想替他设法印单行本，但鲁迅还须向书店接洽，于是作家也常常受制于书店了。
这样的情况是常常有的，在解放前。
鲁迅就为着介绍一本《勇敢的约翰》，歌颂匈牙利人民的英勇性格，就从1929年11月6日起，1931年11月18日止，共费时间两年，才把这件事告一段落。
其中经过，有鲁迅与孙用来信二十一封；与书局或有关人的接洽书信十二封，接洽五次，又鲁迅自己为《勇敢的约翰》制图而亲自跑制版所一次；编校算得出的五次。
最后得到湖风书店给予出版了，其中甘苦，鲁迅给孙用的书信中可知大概。
现在介绍信中一二，以便读者明了鲁迅替群众服务的不辞劳瘁的精神，而出版界的难于应付亦可见一般了。
《鲁迅书简》复孙用信第十：
11月27日信，早到。
《英雄的约翰》世界语译本及原译者照相，已于大前天挂号寄上，想已收到了。
译本因为当初想用在《奔流》上，将图制版，已经拆开：这是很对不起的。
接到另外的十二张图画后，我想，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印刷的了，于是拿到小说月报社去，想他们仍用三色版每期印四张，并登译文，将来我们借他的版，印单行本一千部。
昨天去等回信，不料竟大打官话，说要放在他们那里，等他们什么时候用才可以—这就是用不用不一定的意思。
上海是势利之区，请先生恕我直言：“孙用”
这一个名字，现在注意的人还不多。
Pet?fi和我，又正是倒楣的时候（我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现在很受压迫，所以先生此后来信，可写“……转周豫才收”
较妥）。
译文的好不好，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印出来时髦不时髦。
不过三色板即使无法，单色板总有法子想的，所以我一定可以于明年春天，将它印出。
这是鲁迅从一位邮务员的译诗，引起喜悦其译作之优良，又由诗找出插图，就想图文并茂地印将出来，而制图费又太大，自己负担有为难，因而煞费苦心地想借大出版商之力的办法，先印出来。
但这办法也落空了，终于大碰钉子。
到了次年，即1931年的10月6日，鲁迅退而向小书店设法出书，日记是这样写着的：“午后寄孙用信，并代湖风书店预付《勇敢的约翰》版税七十。
得湖风书店信并校稿。”
复孙用信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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