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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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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
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
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
（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
（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
（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
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
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
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
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
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
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
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
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
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
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
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
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
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
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
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
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
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
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
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
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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