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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
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
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
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
或“大人”
）。
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
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
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
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
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
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
胡君真是“旧学邃密”
而且“新知深沉”
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
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
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
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
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
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
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
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
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
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
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
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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