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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片，一直挂在周树人的书桌对面的墙上。
后来，在同反动派激烈斗争的日子里，“只有他（藤野先生）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藤野先生》）这是后话。
清光绪三十二年五月（1906年6月），周树人从仙台回到了东京。
他走出车站，乘车直奔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找他的好友许寿裳。
“寿裳，我退学了！”
周树人像宣告一项重要消息似的说。
“什么？你退学了？”
许寿裳惊诧地看着周树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是的，再不要学什么医学了！”
“为什么？医学，你不是学得很有兴趣吗？为什么要放弃呢？”
“是的，放弃医学，再不要学它了！”
周树人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匿名信事件、影片事件等等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一口气讲完，并把自己打算通过文艺医治人们的心灵、唤醒沉睡麻木的人们的计划和盘托出。
许寿裳对好友深深理解，对他的计划表示完全赞同，当即安排他在自己的公寓里住下。
几天后，周树人找到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
公寓，在公寓的楼上租了一间房子搬进去。
他决定不再正式进学校，一心考虑如何开始自己的文艺事业。
首先，他打算先学好外国文，通过翻译介绍外国的现代作品，来唤醒中国人民去争取独立与自由。
他把学籍加入“独逸语学协会”
，以便继续享受官费，同时，他在这个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学习德语，但平常多是自修，搜集和购买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借助字典自己阅读。
在东京，南江堂是一家专卖德文书的书店，丸善书店也卖一些德文书，但那都是一些专门供大学师生用的哲学和医学的书，德文的文学新书现成的就更少了。
周树人需要的是那些和中国一样的受欺侮求自由的民族文学（五四运动之后称为“弱小民族的文学”
），如芬兰、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正在殖民主义下挣扎着的民族，还有俄国虽说是独立国家，但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发动革命争取自由，这些国家的文学都是周树人准备翻译介绍的。
周树人学习德文，后来又学习俄文，不过是把外文作为“敲门砖”
去敲开那些求自由民族的文学之门。
只可惜材料实在是难得，因为这些民族的文学作品译本非常少，德文译本还有一些，但在东京也是难买得到的，可能是东京的书店觉得没有销路而不愿意进货吧。
周树人只好托熟人一本本地向丸善书店定购，等待两三个月之后才能远远地从欧洲寄来。
他还常去旧书报摊，买来德文文学的旧杂志，从杂志上的出版消息去寻求需要的书。
一次，他从旧书摊上买到一本瑞克阑姆文库小书，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小说《绞吏的绳索》，他就像得到了一件宝贝似的爱不释手，非常高兴。
这本书装订铁丝已经锈烂，书页也已经散了，但他却一直精心地保存着。
他还得到一本描写菲律宾革命家列札尔的小说《社会的疮》，也是很珍重的，还想找一本英文译本来对照着翻译之。
周树人这次告别仙台来到东京，目的在于开展他的文艺事业，因此，生活安定下来以后，他便开始着手文艺事业的准备工作。
可是，就在这时，突然接到一封紧急家信。
信中说他的母亲病了，让他赶快回去。
他对母亲感情笃深，见信心急如焚，急忙整理行装，便登上了回故乡的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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