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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景**”
等等，只不过我们完全可以指出，以往的修辞规律仍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最后的情人》的叙事特征。
在这部小说中，尽管是在现代主义隐喻的语境里，风景和动物还是常被用来表达和理解情感与欲望的作用。
除了构成一种言说的策略用来避免相互关系中强烈的情感空间之外，“相好”
的疏离的用法也表明了某种宽松，这并不是作为社会范畴的道德，而是同社会习俗和历史悠久的得体的标准有关。
我称之为宽松的这种倾向可以说是同顺其自然与留有余地的方式一道，构成了乌托邦言说的重要元素。
《最后的情人》在一系列缠绕的从属情节中成形，这些情节展开着，围绕着小说中的人物旋转，但也插入到故事主线的进程。
它们有时创建出平行发展的时空结构，有时则似乎相互干扰。
《新世纪爱情故事》则被一种更为虚幻的现实特质所浸透。
这种世俗线圈的真相的大部分都被织进了这些故事的织物中，这使得故事整体在似乎可能和不可能之间具有了更大的能动性。
而这一点又使得关于生命的乌托邦品质和这些主人公的生存二者的描述在对照中既从背景中突现出来，又完全自然地与背景融为了一体。
这三部小说有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描述中的梦视的模棱两可性。
比如说，叙事同模拟的因果关系和顺序的逻辑的反复商讨的方式。
从上下文联系来看，与《突围表演》形成对比，《新世纪爱情故事》很显然是具有章节的长篇。
但同《最后的情人》相比，它却更像一个由故事编成的花圈，这些故事本质上相互关联，但每一个故事又具有自己的独立性。
一些故事更为严格地、亦步亦趋地追随着主人公的生活，勾画出他或她的命运的轮廓，留意着性格的发展；而另一些则是存在的探讨，也是寓言。
不知怎么，我忍不住要将刘医生访问县城的那段情节读作残雪的文学实践的一个丰富的寓言。
有一本很特殊的气功杂志在那小城里出版。
它的总编辑是前鞋匠胡瓜，协助他的仅仅有一位兼职美术编辑和一只调皮的猴子。
《气功探秘》这本杂志的读者群不大，但覆盖面很广，而且都是素质很好的读者。
这些读者有的住在附近，有的是这个地区的，有的是国内的，还有不少读者是国外的。
按故事的情节所解释的典型的，或者说理想的读者，不是一位博学的学究，而是一位自学的乡巴佬，用他的微薄的低保养老金来买一本“精神食粮”
的孤寡老人。
刘医生就是寄了一篇论文给这个杂志社，总编辑称他的论文有令人感兴趣的“理论上的进取心”
。
将残雪的第一部长篇中X女士写给昔日当局的越来越不可理解的申请，与《新世纪爱情故事》中设想的高尚而谦卑的读者作个比较，也许这向我们暗示了作者的审慎，还有她对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刘医生是一位专攻镇痛和草药镇痛剂的乡村医生。
他很不愿意施行手术或让病人服用常规抗生素。
他自己的最高医学“乌托邦”
理想是让这些仁慈的草药在病人体内扎根，待在那里缓解疼痛。
2015年7月17日写于斯德哥尔摩
作者系瑞典国家电台首席文化记者，著名文学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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