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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去世后，钱玄同曾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概括他与鲁迅的交往：“我与他的交谊，头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后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极疏，实在是没有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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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鲁迅与钱玄同之间的由疏转密，是以1917年8月9日为重要标志的；两个人之间的化友为敌，是以1929年5月25日为重要标志的。
查阅《鲁迅日记》，两个人之间最早的通信记录是1913年3月16日的“得钱中季书，与季市合一函”
。
而现存最早的钱玄同致鲁迅信写于1915年4月9日，其中写道：“委件又迟了许久，未曾报命。
弟不善作篆，真书虽拙劣犹或稍愈于篆，故改写真书，未识可用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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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鲁迅此前曾经索要过钱玄同并不擅长的篆体书法，而钱玄同送给他的是真体书法。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第一次到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与周氏兄弟聚谈，周作人在日记中留下的记录是：“钱玄同君来访，不值。
仍服规那丸。
下午钱君又来，留饭，剧谈至晚11时去，夜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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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日记中留下的记录是：“晴，大热。
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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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钱玄同与鲁迅及周作人兄弟之间由疏转密的重要标志，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三个人之间借助《新青年》杂志展开了密切合作。
据《鲁迅日记》记载，钱玄同1918年间到绍兴会馆访谈二十七次，寄给鲁迅书信六封，为鲁迅代领薪水两次，一起外出赴宴两次。
鲁迅1917年至1919年的三年时间里，共寄给钱玄同书信近四十封，其中包括1917年的五封。
另据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记与略评》中回忆：“六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
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不合理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
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
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
但豫才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四卷第五号里了。”
这里的“六年”
指的是民国六年即1917年，“七年”
即1918年。
查阅《新青年》杂志，早在周氏兄弟到该杂志发表文章之前，钱玄同已经通过写给陈独秀的读者来信，在1917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3卷6期中替周氏兄弟摇旗呐喊：“至于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
若是能读西文的，可以直读Tolstoi（托尔斯泰）、Maupassant（莫泊桑）这些人的名著。
若是不懂西文的，像胡适之先生译的《二渔夫》，马君武先生译的《心狱》，和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两先生译的《域外小说集》、《炭画》，都是可以读的。
（但是某大文豪用《聊斋志异》文笔和别人对译的外国小说，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搀进一种迂谬批评，这种译本，还是不读的好。
）”
这里的“起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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