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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启明”
一样，是周作人的别名，“某大文豪”
则指的是不懂外语却偏偏通过别人的口译改编出版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的前辈作家林纾。
关于金心异即钱玄同的催稿，鲁迅在1922年12月3日的《呐喊·自序》中曾经有过活灵活现的生动叙述：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1925年6月15日，鲁迅又在《阿Ｑ正传》俄文序中回忆说：“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
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
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
同年4月14日，鲁迅还在致许广平信中对钱玄同的文章表示赞赏：“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为缺点，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但繁冗则自应删削）。
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
5
1927年2月18日，已经与《新青年》同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陶孟和、刘半农等人断绝来往的鲁迅，在标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稿中，以当事人的身份把“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
的成功，归因于钱玄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
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
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6”
到了1934年8月10日，《文化与教育旬刊》第27期刊登记者熊梦飞的《记钱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谈话》，其中公开披露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废除汉字的观点，主要是“代朋友立言”
，这位朋友就是鲁迅。
到了1935年8月14日，鲁迅又在《五论“文人相轻”
——明术》一文中中高调赞美了钱玄同以及他自己的“极利害，极致命的法术”
：“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
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了。
到现在，和这八字可以匹敌的，或者只好推‘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了罢。
前一联出于古之‘京’，后一联出于今之‘海’。
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
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那么，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7
这里的“洋场恶少”
，是鲁迅加在并没有多少劣迹恶行的施蜇存身上的“颠扑不破的诨名”
，“革命小贩”
是他加在公开登报宣布退党的前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杨邨人身上的“颠扑不破的诨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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