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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独裁统治的年代，鲁迅一再猛烈抨击当局的书报言行审查政策，一再呼吁文学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例如1934年5月，因《新生周刊》刊登一则“影射日本天皇”
的《闲话皇帝》，随着该刊主编杜重远的锒铛入狱，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也就销声匿迹了。
为此，鲁迅在其《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用其惯有的无比辛辣讥讽的笔调写道：
如此善政，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
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
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
的告示。
出版家也显出孤苦零丁模样，据说：这“一秉大公”
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不见了，拿了稿子，竟走投无路。
在《论“第三种人”
》一文中，有关鲁迅对“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
的指斥，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胡秋原撰写的《阿狗文艺论》，通篇充斥着对国民党右翼文人竭力鼓吹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的有力批判。
在《钱杏村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一文开始时，胡秋原撰有一个导语，这个导语泾渭分明地表明了他对左、右翼文人的态度。
胡秋原说，“最近三四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界有一个最大的滑稽与一个最大的丑恶。
前者即是左翼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钱杏村君之‘理论’与‘批判’，后者是随暴君主义之盛衰而升沉的民族文艺派之‘理论’与‘创作’”
。
显而易见，在这里胡秋原是视“左联”
诸君为友的，而“民族文艺派”
则是其对立面，并冠之以“随暴君主义”
的“丑恶，而且是最大的丑恶”
。
在此文中，胡秋原对钱杏村散布的“阿Q死了”
、“我们永远不需要阿Ｑ时代”
的说法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驳斥，并就钱杏村曲解茅盾小说的真正含义、错误地认为茅盾小说“否认英勇的革命战斗的现实”
等观点进行了分析，这些都说明，胡秋原对鲁迅、茅盾经典作品是全力维护的。
那么，鲁迅为什么会在《论“第三种人”
》中指斥胡秋原是一个在“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
的论客呢？
令鲁迅产生如此与事实大相径庭的错讹的原因很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在当时鲁迅为维护冯雪峰、瞿秋白、周扬等“左联”
领袖的“集体行动”
，所以与他们保持了步调的一致。
另一方面与当时的革命环境相关，即被“左联”
乃至中共高层所切齿痛恨的某些共产党人和“左联”
重要盟员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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