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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穿粗布衣服，用木棉做的黑色帐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子盖两年；后宫从贵妃往下，穿的衣服都短到不会拖到地上。
他天性不喝酒，除非是宗庙祭祀、大型宴会和佛教法事，否则从不奏乐。
即便在没人的暗室里，也始终整理好衣帽；即便盛夏短暂休息，也从不会撩起衣服、袒露身体。
对待宫中地位低微的侍从，也像接待贵宾一样恭敬。
但他对士大夫过于宽容，导致地方长官大多搜刮百姓，朝廷使者也不断骚扰郡县。
另外，他喜欢亲信重用小人，又对官员过于苛刻挑剔；还大量建造佛塔寺庙，公家、私人的财物都耗费严重。
江南长期安定，社会风气奢侈糜烂——所以贺琛才会在奏折里提这些事。
梁武帝痛恨他戳中自己的实际问题，因此勃然大怒。
司马光评论说：
梁武帝最终国破家亡，实在是活该！
君主听取意见的失误，在于关注琐碎小事；大臣进言劝谏的弊病，在于纠结细节问题。
所以贤明的君主会抓住关键来掌控政务根本，忠诚的大臣会陈述大局来纠正君主的过错——这样君主不用劳累却能成效长远，大臣话虽简练却能带来大益处。
看贺琛的劝谏，其实根本不算急切首率，可梁武帝己经震怒，极力掩饰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追问贪官的姓名、索要浪费的具体条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刁难他，用必须说清的要求指责他。
他把自己吃素节俭当作大德，把熬夜办公当作盛世之治，认为做君主的道理自己全做到了，再没什么可改进的，群臣的规劝根本不值得听。
这样一来，那些比贺琛更急切首率的话，谁还敢说呢？结果奸臣佞人在眼前却看不见，重大决策出错却不知道，最终名声受辱、自身危难，国家覆灭、祖庙断绝，被千古后人怜悯嘲笑，难道不可悲吗！
梁武帝推崇文治教化，轻视法律刑罚，从公卿大臣往下，都不把审理案件当回事。
奸猾的官吏揽权枉法，贿赂公然盛行，受冤屈的人极多。
大致判处两年以上刑罚的，每年多达五千人；被发配去服劳役的犯人，要戴五种刑具（枷、锁、钳等），没戴刑具的也要套上沉重的脚镣；如果生病，暂时解开刑具，但此后囚徒的待遇就有了“优待”
和“严苛”
的区别。
当时王侯子弟大多骄横放纵、违法乱纪。
梁武帝年纪大了，厌倦处理繁多政务，又专心严守佛教戒律——每次判决重罪，就一整天不高兴；有时有人谋反叛逆，事情败露后，他也会哭着赦免罪犯。
从此王侯们更加专横，有的在都城大街上白天杀人，有的在夜里公开抢劫；犯了罪逃亡的人，躲进王侯家里，官府根本不敢搜捕。
梁武帝深知这些弊端，却沉溺于“仁爱”
，始终无法禁止。
西魏东阳王元荣担任瓜州刺史，带着女婿邓彦一同赴任。
元荣去世后，瓜州的名门望族上表，请求让元荣的儿子元康接任刺史。
邓彦杀了元康，夺取了刺史之位。
西魏没法征讨，只好任命邓彦为瓜州刺史；但多次征召他入朝，他都不去，还暗中勾结南方的吐谷浑。
丞相宇文泰因为路途遥远、不便出兵，想用计谋拿下他，就任命给事黄门侍郎申徽为河西大使，秘密下令让他除掉邓彦。
申徽带领五十名骑兵出发，抵达瓜州后，住在宾馆里。
邓彦见申徽只带了这么点人，没起疑心。
申徽派人暗中劝邓彦入朝，邓彦不肯；申徽又让人假意赞同他留在瓜州的决定，邓彦信了，就来宾馆拜见申徽。
申徽事先和瓜州主簿、敦煌人令狐整等人密谋好，当场抓住邓彦，斥责他的罪状后捆起来；接着宣读诏书安抚官吏百姓，还说“大军很快就到”
，城里没人敢反抗，最终把邓彦押送到长安。
宇文泰任命申徽为都官尚书。
中大同元年丙寅年（公元546年）
春季正月癸丑日，杨瞟等人攻克嘉宁城，李贲逃到新昌郡（今越南永富省一带）的獠人部落里，梁军各部驻扎在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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