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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着眼于长远的地方和谐，希望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或许是由总督府出面，在别处划拨一块土地给归化民部落，同时要求汉商给予部落一定的经济补偿，并承诺优先雇佣部落民，以此促进民族融合。
这个过程虽然耗时，但充满了人情味和灵活性。
然而，商鞅的代表对此持有异议。
他们认为，《瀛州暂行条例》中对土地产权有明确规定，虽然地契有瑕疵，但相较于归化民口述的传统，在法律上仍具有优先效力。
他们主张严格按照条文判决，将土地所有权明确判给汉商，至于归化民的损失，可通过其他法定救济途径解决，而非模糊不清的“调解”
。
他们强调：“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今日若因顾及人情而枉法，他日法律尊严何在？”
这种看似绝对“公正”
的判决，虽然程序上无懈可击，却很可能深深刺伤归化民的情感，让他们觉得汉人的法律最终还是偏向汉人，从而埋下矛盾的种子。
一些原本因诸葛亮怀柔政策而逐渐融入的归化民精英，也开始感到不安。
他们担心，在商鞅这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的绝对平等执法下，他们凭借合作与忠诚而刚刚获得的一点政治优待和平衡可能会失去，重新沦为纯粹的“被治理者”
。
诸葛亮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选择了不与之正面冲突。
他一方面尊重稽查人员的职权，对其查出的问题官员依法处理，绝不袒护；另一方面，他更加勤勉地处理政务，大力推动农业垦殖、兴修水利、发展文教，以其卓有成效的治理成果，来默默证明自身“宽严相济”
、“重在教化”
道路的正确性。
同时，他在呈送给朱由检的密奏中，并未首接批评商鞅，而是委婉地阐述了自己的治理哲学：“陛下，臣观瀛州之民，汉夷杂处，性情各异。
纯任法令，犹如只持剑刃，虽可斩断乱麻，亦易伤及无辜；纯任德化，则如徒持刀背，难禁奸邪。
臣愚见，法为纲纪，不可废；礼为引导，不可缺；情为润滑，不可忽。
三者需因地制宜，相机运用，方能收长治久安之效。
商君之法，锐利无匹，破腐涤垢，诚为神兵，然神兵亦需视敌而用，若遇初生之苗，或恐伤其根芽。”
这份密奏，既表达了对皇帝决策的尊重，也清晰地表明了与商鞅路线的区别。
一场关乎帝国未来治理根基的理念之争，在这两位跨越时空的杰出灵魂之间，悄然展开。
荷兰使节：屈辱下的抉择
就在帝国内部因变法而震荡之际，来自巴达维亚（雅加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特使团，历经风暴和延误，终于抵达了天津港，请求觐见大明皇帝。
此时，荷兰人的处境可谓进退维谷，前所未有的尴尬。
在锡兰（斯里兰卡），战事对他们极为不利。
得到大明暗中支持的康提王国军队越战越勇，荷兰人控制的沿海据点频频告急，损失惨重。
在远东，由于与大明的外交僵局和潜在的贸易禁运威胁，以往利润丰厚的香料、瓷器、丝绸贸易大幅萎缩，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持续下跌。
更雪上加霜的是欧洲本土的局势，老对手英国利用《伦敦条约》从大明获得了贸易优势，态度日益强硬；传统盟友法国则态度暧昧，倾向于坐山观虎斗。
荷兰共和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
因此，这位名叫范德林登的特使所带来的谈判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堪称屈辱。
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授权他，可以放弃对锡兰的全部领土要求，承认大明在印度洋的“特殊利益”
（这几乎是承认大明对该区域的主导权），并大幅降低自大明进口商品的关税，几乎降至零利润的边缘。
他们唯一的请求，是恢复与大明的正常贸易关系，并希望大明能出面“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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