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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涅金的形象。
莱蒙托夫（1814—1841）是普希金之后杰出的俄罗斯作家、诗人，代表作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38—1840），由五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中篇《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构成全书五章，成功塑造了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人”
毕巧林的形象。
小说在思想艺术方面的特点体现在：第一，丰富的思想内涵。
通过毕巧林这位当代英雄因无用武之地而成为“多余人”
，揭露了俄国社会的黑暗；表现了毕巧林身上的自由与奴性、浪游与停滞的矛盾——他不断浪游、不断寻求却又不断失败，总是痛苦，最终停止下来，消极地等待，从而体现了一种依赖的奴性，而这是人们常有的普遍矛盾；小说震撼人心的魅力还在于对毕巧林这个人物的灵魂异变历程的揭示，即对主人公的机智、犀利与狡黠、刁钻，自觉与不自觉的害人与害己行为心灵成因的展现以及哲学思考，这种展现与思考不仅对认识社会现实的真实面貌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更对认识人与人性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巧妙的文体嫁接。
首先是把西欧传统的叙事体小说与感伤主义作家常用的日记体、自由体小说嫁接；其次，是把俄国多种流行的文体相互嫁接，《贝拉》是普希金的《阿尔兹鲁姆游记》体和文明之人与大自然之女浪漫故事的美妙结合，《梅丽公爵小姐》是“上流社会小说”
的延续，《塔曼》是富有神秘色彩的情节淡化了的抒情小说的变体，《宿命论者》是30年代幻想小说中的神奇故事的再现；再次，是社会小说、心理小说和哲理小说的嫁接。
第三，崭新的叙事方式。
在叙事视角方面，采用了三个叙述者——“我”
、上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和毕巧林。
三位叙述者为小说构架了三层叙述框架，采用了故事之中套故事再套故事的形式。
这三位叙述者从三个角度刻画了主人公的不同侧面，突出了主人公的立体形象。
小说的篇章结构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本应这样组合:《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作者却运用倒叙手法，使故事变得扑朔迷离，摇曳生姿。
而且小说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三位叙述者，巧妙地利用多重视角转换，叙述者与主人公身份的层层位移，成功地将故事引向深入。
第四，出色的心理描写。
小说利用日记这种原始心理资料和毕巧林的行动、语言，辩证、深入地揭示了情感、性格的矛盾复杂性，细致、出色地写出了主人公毕巧林心灵的复杂性、立体感与变幻感。
果戈理（1809—1852），发展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的写实主义倾向，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流派“自然派”
，对此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俄国后期现实主义在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人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尤其大大加强了对人性复杂性和心灵奥秘的探索，形成了独特的“心理现实主义”
，追踪人物心灵的历史，剖析人物灵魂的奥秘，透过心灵探索人生、人性之谜。
如前所述，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大特点是创作与理论的良好双向互动，俄国杰出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把理论、创作和社会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系统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理论。
他们及时总结了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经验，积极地促进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
别林斯基（1811—1848），曾主办《祖国纪事》《现代人》杂志，主要作品为论文《乞乞科夫的有力或死魂灵》（1842）和《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1843—1846），后者实际上是一部包括11篇论文的专著，是俄国最早的普希金研究成果之一。
以上文章，阐述了俄国文学史中现实主义的形成过程，强调和宣扬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社会意识的表现；论文《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则论述了“自然派”
的形成过程及其特色，提出了对俄国文学的系统看法，维护并指导了俄国“自然派”
的文学创作。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主要论文有《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概观》（1855—1856）。
他提出“美是生活”
和“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
，号召作家为建立理想的美好生活而斗争。
1862年，他因为政治原因被逮捕囚禁于彼得堡的保罗要塞，在狱中创作了充满革命信心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
。
小说塑造了两类不同的“新人”
——薇拉、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等普通“新人”
和拉赫美托夫这一特殊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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