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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诗体抒写的是高丽末期政局动**，文人士大夫的忧伤之情。
“时调”
是14世纪末，在“乡歌”
和“景几何体”
的基础上产生的更具民族特色的诗歌形式。
它分三行排列，音节律数有严格要求，可咏可歌。
这种抒情短诗出现后，备受文人喜爱，产生了尹善道（1587—1671）这样的时调大家。
15世纪，“训民正音”
正式诞生，语言表达获得大发展，诗歌也突破了原有“乡歌”
、“景几何体”
、“时调”
篇幅小、音律格式限制多的要求，产生了以四音节为主，夹以三、四或四、五音节排列，不分节、段，长度不拘、自由灵活、便于广泛叙事和细腻表达思想的“歌辞”
。
出现了郑彻（1537—1594）、朴仁老（1561—1643）这样杰出的歌辞作者。
“歌辞”
逐步越出文人圈子，普及于民，尤其是民间歌手、说唱艺人，以四音节为基础演唱了大量作品，由于说唱内容复杂，渐渐突破四音节，出现了二、三调，三、四调，四、三调，五、四调及五、五调相互交错、配合的“杂歌”
。
杂歌的形成，催化了说唱文学的繁荣。
越南民族诗歌的发展道路是：韩律、六八体、双七六八体。
“韩律”
为陈朝阮诠（韩诠）所创，他是第一个用字喃文写作的诗人，他的诗模仿唐诗七律，七言八句要求严格。
阮诠的《飞砂集》、陈光启的《卖炭翁》、阮士固的《国音诗赋》、朱文安的《国音诗集》等是韩律初兴时的重要诗集。
15世纪的诗人在韩律的基础上吸收民歌精华，发挥越语语音多变的功能，创造了以六、八字句相间，每句第六字押韵的新诗体，即“六八体”
。
越南的古典名著、阮攸的《金云翘传》就是以“六八体”
写作的。
之后，出于内容表达和艺术追求，有诗人将汉语七言诗与六八体结合起来，前两句为七字句，后两句为六、八字，其中第二句在第五字上押第一句句末的韵。
这种“双七六八体”
的韵律显得更为错落有致。
阮嘉韶（1742—1778）的《宫怨吟曲》是双七六八体的代表作。
纵观日本、朝鲜、越南三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日本诗歌在形式上越来越短、容量越来越小，而朝鲜和越南相反，形式上趋向复杂多变，容量越来越大；日本诗始终没有超出抒情范围，而且由《万叶集》中的各种复杂情感发展到俳句的瞬间感受，朝鲜和越南诗歌却有着明显的由抒情向叙事发展的轨迹；日本诗歌的内容由《万叶集》的社会性越来越向自我的方向发展，朝鲜和越南的诗歌始终保持社会性的特点。
同样是向汉诗学习和借鉴起步的，但发展情况不一样。
可以说，朝鲜和越南的诗歌更接近汉诗，日本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自由。
这不仅仅因为朝鲜和越南紧邻中国，它们一度是中国属地，在其深层是各自民族的文化性格起着作用。
中古东亚小说成就最高的是日本。
在平安时期产生了富于民族特色的“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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