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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主张绝圣弃智，认为一旦人有太多的社会属性，人就失真了。
他们以自然为理想的存在状态，将礼乐视为对自然的戕贼，主张由礼乐教化回归自然的状态。
庄子在《逍遥游》中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庄子提出“至人无己”
，是因为他认为这种所谓“己”
，主要是在礼乐教化中形成的“我”
，其特点在于有所“待”
，即他的存在过程依赖于一定的条件；只有“无己”
，超越了这种“我”
，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达到合乎自然的境界，从而获得逍遥（自由）。
道家之外，佛教也以“无我”
立论，“无我”
所否定的“我”
不仅仅是意识的主体，而且更主要是“身”
等感性的存在。
佛家将肉体存在的我看做是感性之我，而把与追求佛性、佛性为一的我称为佛性之我。
佛教所否定的我，不是佛性之我，而是感性之我，“无我”
是指对“我”
的实在性予以否定，消解既存之“我”
。
因为佛教要求无情、灭欲，要以无感性之我为其前提。
所谓情、欲等，都是感性之我的属性，因而必须消解感性的存在。
而既无感性之我，则情、欲等亦就难以存在。
（2）“自我”
观的兴起与发展。
在先秦时代个人价值不受重视，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和《楚辞》虽风格迥异，但在很少表现个体的生命意识上却是一致的。
《诗经》大多数诗篇都体现了关注整体，克制自我的情感趋向，个体生命在整体面前是微不足道的。
《楚辞》中虽然个性色彩较浓，但主要表现为实现自己的“美政”
理想，追求忠君报国，并非表现内在的生命意识。
可以说先秦儒家尚未逃脱社会与政治伦理对他们心灵的塑造，过分强调个人对社会的服从或屈从。
自汉末建安以来社会的动**不安，激起了文人士子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掀起了一股强大的以清议批评时政之风。
然而经过两次“党锢之祸”
的打击，他们对以前的价值观念、人生理想、生活方式产生怀疑，开始了对现实、人生的深刻反思。
生存环境的恶化，拉大了汉末魏晋士人与政治的距离，他们在无休止的政治仇杀和政治迫害中，看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和人生的短暂，社会参与意识越来越淡薄，不仅隐逸者增多，居官者也多不理政事，以朝隐为高尚。
汉末魏晋士人感悟到了要珍视个体生命、充分享受人生的道理，进而对束缚人性的儒家的纲常名教产生厌恶心理，而崇尚老庄的自然人格在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上使他们从重功利转向轻功利，从积极入世转向渴望出世。
他们理性地认识到了儒家价值观念与人生实践结果的背离，人生目的由以前对社会、国家、群体的重视转向对自我生命、享乐、欲望的关注。
这样，当个人与社会产生矛盾冲突时便很自然地以否定现实来肯定理想，以否定社会来肯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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