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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多元异质文化的自由存在，使社会失去了主导的价值判断标准，又带来自我的失控。
缺乏道德精神的自我与个人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识还相当匮乏，共同生活意识尚不具有的情况下，过分地强调个性、自由和权力，使自我处理不好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又引起了忽视集体、纪律和义务的倾向的衍生。
（三）道德体系破裂下自我的迷失
自我是一种社会历史性存在，道德自我的确立客观上需要一定的道德坐标，这个坐标就是最高的道德权威或根本原则。
然而，一旦最高道德权威和伦理原则出现危机，自我失去了成为何种“我”
的道德目标，就可能陷入困境，变得无所适从。
当代中国社会就面临着道德权威和伦理原则的困境。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原有体制已被打破，社会的急剧变迁引起了社会生活的诸多变化；另一方面，新的市场体制的完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由此造成诸如人们收入和社会差别扩大等一系列问题，带来了群体间心理的冲突和人们的行为失范。
自然，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都会经历社会转型，然而与西方市场经济百年发展、完善过程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压缩饼干”
，它不像西方国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整合、冲突，却是以历史浓缩的形式，把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几乎是同时呈现出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
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等多重因素交织在了一起。
同时，另一个特殊性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等全球社会转型同步进行的。
全球化使人类的经济文化从未像今天这样息息相关、相互催生和相互利用，各种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思潮、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正借助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全球化进行全方位的文化相互渗透和交融。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原有的主流道德准则体系受到很大的冲击，而新的道德准则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
传统的道德体系已经不适应正在走向工业社会的中国，而以集体主义为根本原则的主流道德体系的权威性也在市场经济所体现的个人主义、等价交换、平等互利等观念的冲击下，失去了往日的地位。
道德体系的破裂，使个体挣脱了外在绝对性的束缚，自我得到了自由选择的权利。
然而，在对理性没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选择是很难进行的，也是很有风险的。
“在人类精神成长的过程中，人所具有的敬畏感和神圣感，是护卫人性并使之不断升华而不可须臾离开的精神力量，是人类在历史中的美德得以维护的内在精神支柱。
人类的历史进化，从野蛮人变成文明人，变成有道德有责任感的人，在精神上，可以说都仰仗这种敬畏感和神圣感。
但是，而今这种敬畏感和神圣感在现代化中被解构了。”
[19]道德标准和道德判断在社会转换过程中的抹去，使人们在道德意识上对自我的约束大为放松，“自我选择的某种道德原则只是为自己的权威，实际上选择何种道德原则变成了情绪性行为。
人们的最高权威是不可通约的权威，每个人只服从自己的原则，而且每种原则都有自己历史和理论的价值意义。”
[20]伪道德主体性的张扬，造成人们道德反思能力的剧烈下降，而道德理性的被遮蔽，造成道德标准的认知和评判能力的衰退，带来对道德后果认识的昏聩。
后现代的伦理学家也从自己的视角阐释了道德权威和道德原则缺失问题。
鲍曼认为，伦理“是一种法律体系，它对普遍正确的——在任何时候，所有人都认为是正确的——行为做出判定，还将正义和邪恶断然分开。”
[21]伦理是终极标准，是善恶的“试金石”
，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它有绝对的信服，即在完成了某件事后，不会有一种怕犯错误的担心。
而后现代生存面对的是“无伦理的道德”
，即普遍性道德性原则的缺场。
对自我来讲，“无伦理”
状态下的生存将是无序的和焦虑的，普遍性原则的失效或缺失使自我变得无所适从。
对作为客体“自我”
的自我认识，“只有以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为基础，只有借助于他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环境中与其他个体进行经验性相互接触，才能作为一个对象进入他自己的经验。”
[22]“人们正是在交往活动中不断丰富自身的规定性，占有自己的本质。
当代人们交往方式的变化改变了人在社会中的存在状态。
历史上，人们在熟悉的血缘关系和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我规定；处于‘熟人社会’之中，在一定的共同体中可以完全互相信任；囿于时空的限制，人们之间的交往都是‘在场’的。”
[23]现代化通信工具和网络的迅猛发展，在便利人们交往的同时，也导致时空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我在交往系统中仅仅成为一个人格特性很弱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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