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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的利他倾向，造成了社会对个体自我的漠视。
人只是被作为一颗无关大局的螺丝钉，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个体生命意义的一种失落。
在1957年至1976年我国以“阶级斗争”
为中心的极“左”
时期，随着政治的不断的“左”
倾化，伦理道德中集体主义绝对化，使日常生活道德演变成政治伦理。
所谓政治伦理，就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下，政治指定道德规则，政治宣传道德，道德为政治服务。
[18]这种伦理不以个体的意义世界为关照点，因而不是常态的伦理。
在极“左”
的年代，政治标准成为评价一切的首要、唯一标准，个体的道德、日常生活、思想与行为规约在政治伦理之下。
在政治伦理之下，个体生命意志的抑制与生活权利是受到贬损的，政治伦理试图建立全民一致的道德，以国家集体的整体目标确定道德价值，任何个人私利都不足挂齿。
因此，在这一时期对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否定，以及对集体和社会利益的绝对肯定，都被推向了极端，“狠斗私字一闪念”
等时髦的口号成为当时否定个人利益和价值的时代利器。
“为社会、为集体”
是人们公开标榜的第一价值观，但实际上人们遵循的是极端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集体主义在具体实践中已走了样，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集权主义、专制主义。
整体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的道德选择与道德主体性是不存在的，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个人是不重要的，个人的正当利益被视为洪水猛兽。
在伦理重压下，个体战战兢兢，唯恐越轨，这样的价值导向严重地压抑或挫伤着个体的主体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造成人的思想与行动的压抑，妨碍个体才能的充分发挥。
政治伦理的指令性和强制性，迫使人们伪装自己的真实思想与感情，养成了不健全的驯服、恭顺的谦谦人格，或者是虚假、伪善的面孔。
但是，残酷的政治斗争、严峻的现实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微薄的收入，使人们开始对原先追求的理想、信仰产生极大迷惑与怀疑，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背弃着自我。
于是当革命狂热逐步消退以后，人们对自己个人利益反而日渐重视，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否定个人价值的一种反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伦理随着社会重心从政治转移到经济而逐渐隐退，失去了对社会的支柱作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中国人民从过去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
作为对个性压抑的反弹，人性复归，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成为改革年代的最强音。
原先的以社会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评价标准，转变为兼顾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
人们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已从单一的讲社会贡献转移到社会、个人利益的有机结合与和谐统一上来。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一些哲学思想进入中国，形成了社会膜拜西方思想的热潮。
这些热点与影响的中心就是“自我”
问题，首先是萨特的自我完善、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选择热；其次是弗洛伊德的提倡个性理论，崇尚本能，肯定本我、自我与超我；再次是尼采的崇拜强人、精英史观、反对一切权威，及膨胀的自我；最后是马斯洛热，提倡自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设计，自我表现和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等。
这些西方思潮在我国的火热，反映出人们对重视与强调个体性的渴望和唤醒“自我”
与“自主”
的兴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具有了更多的正当性。
过去政治领域实行的是一元化领导，经济上奉行的是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成分，社会控制采用封闭的强制形式。
市场经济的导向，则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并承诺了人的多种需要，政治再也不可能成为控制一切社会生活的霸权，多元文化结构、多元利益群众、多元价值的取向不再有一个全社会统一的伦理价值意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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