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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秩序。
“存天理，灭人欲”
、“克己复礼，杀身成仁”
，只有对个体生命的损害，却不见对个体生命的关怀。
结果，“道德使人成为臣服的顺民，成为任专制君王呵斥的奴婢，给封建帝王的专制（不道德）创造了条件。
造成这一蜕变的原因就在于虽然其仁慈之心包括了世间的所有生灵，甚至于‘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但是却将道德个体（道德主体）排除在外；在于剥夺了道德主体道德地对待自己的理由，而将自己泯灭了；在于我们的道德把自己建立于对道德主体损害的前提下，要求个体以牺牲自我作为道德的昂贵代价；在于处处时时仁爱天下的道德者生活在这般的小心中，连呼吸的自由都没有了，更不要讲创造性和主体性了。
中国的古人以仁爱之心待天下，侍君王及至草木，却忘却了以仁爱心待自己，忘却了自己也是生灵之一，也是需要道德地对待的！”
[13]然而，让我们焦虑的还不是这一现象或结果在历史时期中产生了多大危害，而是人们习以为常地普遍复制并加强着这种习惯，“让这一道德的底蕴，一直流传至今，在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
。
[14]
（二）政治意识形态对自我的遏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封建宗法社会建制被取消、儒家的纲常伦理被取缔，传统道德赖以存在的社会机制被拆除，一统的道德解体了。
但是，现代中国的社会伦理并没有走向个体的自由良知决断的信念伦理，“中国社会伦理的现代转换最重要的现象是，礼法伦理转变为政党伦理。”
[15]国内学者刘小枫认为，传统的儒家伦理因政制改革而丧失了社会化条件，而随后政党伦理化政体的建立，使政党伦理取代儒家伦理而获得正当性。
“政党伦理规约了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形式及价值取向，提供调节具体社会制度环境的道德秩序，以及衡量个人行为模式和日常生活中有关善的行为的尺度。
政党伦理提供的道德秩序的正当性资源是政党意识形态，一旦政党与国家政体叠合为一，本来仅对政党成员具有规约力的政党伦理，就变得对由国家控制的整个社会具有规约力。
政党伦理的社会化是现代中国的伦理现代性之首要问题，它意味着伦理的实质性奠基原则的置换。
这种置换不是西方现代伦理演化中的彼岸此岸原则的置换，而是国家官僚集团的统治理念的置换，即更换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以政党的意识形态理念为伦理立法。”
[16]
置换了传统的儒家伦理体系的现代政党伦理具有什么样的道德体系呢？金生鈜教授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政党伦理是以社会的整体目标建立全民一致的道德，以历史、国家集体的整体主义确定价值的评判权与倡导权，社会成员则以总体性的“人民”
来体现，即“人民”
取代了或代理了个体性的道德权利与义务，代言了个体日常生活的道德表达。
而政治是全体人民的代表，政党的伦理观念名正言顺地转化为“人民伦理”
，由此个体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也就归属于“人民伦理”
。
“人民伦理”
的基本目标是达到全体一致的道德观念与行动，因此集体主义就成为规范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道德准则。
[17]
对于刚刚从灾难深重的旧时代走出的中国人民来说，他们切身感受到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苦痛，面对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新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感激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统一、国势强盛、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英明，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他们信任共产党，相信共产主义的前途光明。
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在党的宣传教育下，集体主义深入人心，大家都认为，只要共同努力奋斗，为社会和集体贡献自己的一切，几十年后，共产主义就能实现。
于是，社会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人的价值在于他对社会的贡献，“无私奉献”
是人生的最大价值。
既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就应该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根本不能计较个人的得失，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是卑鄙的。
人们把绝对服从社会利益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把自我克制看成是自我修养的美德，把献身于社会公共事业看成是人生价值的全部。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价值观念成功地加强了集体凝聚力，使我国在物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将人的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来，为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需要看到的是，这种价值观念毕竟是不完全的，它的形成只能建立在当时特有的政治、经济条件下。
由于社会上还残留着浓厚的封建意识、文化的糟粕，封建的整体主义在当时所倡导的集体主义中仍然留有痕迹，甚至成为集体主义的直接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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