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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的驯顺性表明，规训权力是一种政治解剖学，一种精致的资本主义权力策略。
“驯顺的肉体”
的两大特征构成规训机制对肉体管理的两个关键向度：强调“有用性”
“最大效能”
的经济或功利的向度和彰显“驯顺性”
“消除反抗”
“强化认同”
的政治功能的向度。
两个向度再一次印证了福柯的如下论断：“纪律既增强了人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
总之，它使体能摆脱了肉体。”
②“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呼唤一整套征服各种力量和身体的戒训权力的特殊模式”
③，规训权力及其运行机制巧妙地塑造或生产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的“驯顺的肉体”
或“作为机器的肉体”
。
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学的规训和管控，是以抹杀现代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亦即去主体化过程为基本手段的，并以此来实现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再生产。
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政治再生产，即资本家和工人这一生产关系的不断再生产。
马克思在充分揭示劳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极具启发意义的概念——“个性自由”
。
如果我们以个性自由为目标来看待生命政治的再生产的话，就有可能走出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再生产的循环模式，人类的生命就有可能实现潜能的充分发掘和个性自由的充分发挥，即马克思所谓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这是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超越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再生产的途径。
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从“非物质生产”
的视角提出“生命政治生产”
的概念，同样是旨在凸显生命所具有的内在创生力量。
实际上，我们不能把生命政治学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技术。
如果我们把生命政治学仅仅理解为现代社会的治理术的话，那么生命政治学就仅仅是一种技治主义的治理。
如果把生命政治学定义为治理术，定义为对身体的管控和对人口的调节，那么生命政治学就仅仅是一种治安，而不是一种政治。
治安以社会安全为唯一的目的，是一种纯粹的治理技术，而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治理技术，它还有更高的对于美德和善的价值追求。
如果生命政治学还是政治学的话，它就不能被贬低为政治技术，而应当具有形而上的道德意义上的价值。
从生命的意义上来讲，生命政治学不能单单对人的肉体生命（种生命）进行规训和管控，还应当对人的生命本性（类生命）进行激发和并促进其发展，我们完全可以发展出类生命意义上的形而上的生命政治学。
未来的生命政治学研究的新范式必然在积极生命政治学和类生命政治学的意义上得到拓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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