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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规训为了“死劳动”
。
这种死劳动不仅仅表现为机器体系支配下的单一化的、机械的死劳动，而且呈现为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同一化劳动。
所谓同一化劳动指的不是同一种劳动，而是对劳动价值的评判标准趋同——以量化的客观化的指标衡量一切。
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以定量化的思维框定了人们的发展前景，在量化思维的框架内，个性、能动性、创造性已成为不可能。
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师、医生、牧师等“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
①。
衡量标准不再是有差异的潜力、能力、资质、亲和力，而是客观指标的定量测度——多少作品、几场演说、多少片酬、几个课题等。
资本权力通过以量化的方式把活劳动的发展维度纳入资本体系中，使之臣服、服从工厂管理式的等级结构。
从生命本身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生命的规训是分成两个层次展开的。
阿甘本在《神圣人：至高权力与**生命》开篇通过词源学对人的自然性生命和社会**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
““zoē’（近汉语‘生命’义）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诸种动物、人或神）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活着’;‘bios’（近汉语‘生活’义）则指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
②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的独特性本质就在于：生命政治不仅以生物性的生命（种生命）为对象，而且也以生活性的生命（类生命）为对象，从而实现了对人的更全面，也更隐蔽的控制。
前资本主义社会君主的生杀大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惩戒肉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指向的都是人的肉体性生命或自然生命，而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调节生命”
的权力技术指向的则是人的生活性生命或社会生命。
在《资本论》中，调节生命的目的不仅仅是保持“产业后备军”
和“现役劳动军”
之间的动态平衡和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把工人的生命降低和维持在其生物性生命的水平上。
按照马克思的判断，资本家提供给工人的工资仅仅是其最低的工资。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①工资的额度仅仅只能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只能满足工人的生物性生命的存在和延续。
工人没有多余的钱来丰富和实现自己的个性自由，即使有条件提高自己的技能也是以资本的需求为导向的，人很难超越资本的统治来发展自己的类生命。
在技术和资本的座架下，人类诗意地栖居是很难做到的。
当资产阶级通过工资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的时候，它就已经剥去了工人的社会性、文化性和政治性生命，而将其贬低为单纯的生物性生命。
最低工资就其产生的客观效果而言，变成了一种调节工人阶级生命的技术。
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惩戒肉体”
与“调节生命”
的权力技术，不仅是对人的种生命的规训，更是对人的类生命的宰制，两者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获得了完全的意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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