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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站在现代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工厂法无疑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奴隶制，它最直接地暴露出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虚伪性。
安德鲁·尤尔将工厂法等同于“奴隶制”
，进而将限制工作日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耻辱。
以法律的形式来限制工作日的延长，看似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实则意味着资本家对工人自由时间的管控更加隐秘了。
资本家在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的前提下，开始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这样就会降低工人的劳动力成本，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
其主要方式就是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
延长工作日直接侵占了工人的自由时间，而增加劳动强度则间接侵占了工人的自由时间。
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模式中，工人的自由时间虽然免于资本家的任意剥夺，但自由时间的运用却已经被资本所规划。
机器体系的应用和管理方式的创新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但它是以增加单位时间内的劳动强度为前提的。
“劳动强度的提高，可能使一个人在一小时内耗费他从前在两小时内耗费的生命力。”
①因此，更多的自由时间将被工人用于生命力的恢复，留给自由个性发展的时间几乎是不存在的。
不仅如此，机器体系的应用打破了工种和熟练度的区分，使得妇女和儿童与成年男性工人一道都成为资本所盘剥的对象。
“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
②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非物质劳动大有取代物质劳动而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
以智识、图像、共同性、奇异性等为代表的非物质劳动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所谓自由时间以及非工作场所中完成的，其本质在于自由时间的结晶。
就其存在基础而言，非物质劳动本能地依赖于甚至决定于工人的智力等主体性因素。
这就使它能够打破机器体系中工人同质化的历史趋势，再度将工人区分为不同种类和不同等级，如艺术家与程序员、熟练的与不熟练的等。
但这果真意味着工人对其自由时间的运用已经打破了资本对劳动时间的宰制，而在逻辑上跃迁到自由自觉的水平了吗?事实恰恰相反。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
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
①因此，无论是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它们都是具体劳动的表现形式，都是可以在商品市场中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从根本上受到抽象劳动之同一性原则的支配。
虽然非物质劳动成果自身具有特殊性，但其非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有力地巩固了抽象劳动之同一性原则的统治性地位，只不过其规训对象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已。
非物质劳动使得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具有内在同一性，二者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难辨。
非物质劳动成果虽然是自由时间的结晶，但其本质上是资本对自由时间的侵占。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过程需要劳动者调动各方面的实践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劳动者智力、想象力和主动精神的积极发挥。
而在资本主义时代，这些旧有的劳动习惯被打破了，工人的主体性被自动化的机器体系一劳永逸地替代了，工人仅仅作为工作有机体的一个肢体被固定于生产过程的某个环节。
在机器大生产中，其实践能力的创造性活动退化成重复性的机械劳动。
虽然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工厂体系使得工人的创造性的活劳动退化为机械性的死劳动，但是只要有自由时间的存在，工人依旧有激发自己生命潜能的可能性。
然而，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的侵占，大大降低了这种可能性，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钳制住了工人的生命基质。
非物质劳动看似体现了劳动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劳动者虽然不受工厂体系的束缚，但这种所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依然为资本所宰制，非物质劳动所创造的产品依然要以资本的增殖为目标。
其所谓的自由时间实际上都变成了劳动时间，由一种被动的劳动时间的延长变成了一种主动延长，由一种被动的劳动强度的增加变成了一种主动增加。
对于作为“诸众”
的单个工人，资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侵占其自由时间，好像是延长工作日这一直接形式在当代的复现，只不过其形式更加体面，强度更加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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