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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曰：“可！”
弘因奏征学者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亦微采王俭礼，修毕上之，诏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
寅恪案：魏孝文帝之欲用夏变夷久矣，在王肃未北奔之前亦已有所兴革。
然当日北朝除其所保存魏晋残余之文物外，尚有文成帝略取青齐时所俘南朝人士如崔光、刘芳、蒋少游等及宋氏逋臣如刘昶之伦，可以略窥自典午南迁以后江左文物制度。
然究属依稀恍忽，皆从间接得来，仍无居直接中心及知南朝最近发展之人物与资料可以依据，此《北史·王肃传》所谓“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
者是也。
魏孝文帝所以优礼王肃固别有政治上之策略，但肃之能供给孝文帝当日所渴盼之需求，要为其最大原因。
夫肃在当日南朝虽为膏腴士族，论其才学，不独与江左同时伦辈相较，断非江左第一流，且亦出北朝当日青齐俘虏之下（见《魏书》五五及《北史》四二《刘芳传》），而卒能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者，盖别有其故也。
考《南齐书》二三《王俭传》云：
少撰《古今丧服记》并文集，并行于世。
又《南史》二二《王昙首传》附俭传（参《通鉴》一三六《齐纪》“永明三年”
条）云：
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
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
何承天《礼论》三百卷，俭抄为八帙，又别抄条目为十三卷，朝仪旧典晋末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
《文选》四六任昉《〈王文宪集〉序》云：
自宋末艰虞，百王浇季，礼紊旧宗，乐倾恒轨，自朝章国记，典彝备物，奏议符策，文辞表记，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顷，神无滞用。
据此，王俭以熟练自晋以来江东之朝章国故，著名当时。
其《丧服记》本为少时所撰，久已流行于世，故掌故学乃南朝一时风尚也。
仲宝卒年为永明七年（见《〈南齐书〉〈南史〉俭本传》），王肃北奔之岁为北魏太和十七年，即南齐永明十一年，在俭卒以后，是肃必经受其宗贤之流风遗著所薰习，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殆由于此欤？牛弘诋斥王俭，而其所修隋朝仪体，仍不能不采俭书，盖俭之所撰集乃南朝前期制度之总和，既经王肃输入北朝，蔚成太和文治之盛，所以弘虽由政治及地域观点立论，谓“后魏及齐，风牛本隔”
，然终于“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
也。
又史言弘“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
，而奇章反讥前人之取法江左，可谓数典忘祖，无乃南北之见有所蔽耶？或攘其实而讳其名耶？兹举一例以证之：
《隋书》四九《牛弘传》（《北史》七二《牛弘传》同）云：
仁寿二年献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仪注。
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
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
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若仅据此《传》，似献后丧礼悉定自弘，而“斯须之间仪注悉备”
，所以杨素有“礼乐尽在此矣”
之叹，及检《北史》三八《裴佗传》附矩传（《隋书》六七《裴矩传》略同）云：
其年（仁寿二年）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李百药等据齐礼参定。
始知弘之能于斯须之间决定大礼者，乃以东齐《仪注》为依据，且所与共参定之人亦皆出自东齐者也（见《北史·隋书·裴矩传》及《旧唐书》七二、《新唐书》一〇二《李百药传》）。
杨素之赞叹，殆由弘讳言其实，而素又不识其底蕴耶？
又《通览》一七九《隋纪》文帝仁寿二年条云：
闰〔十〕月甲申诏杨素、苏威与吏部尚书牛弘修五礼。
寅恪案：《隋书》《北史》载文帝诏修五礼，在是年闰十月己丑，连接此前之一条即“甲申诏尚书左仆射杨素与诸术者刊定阴阳舛谬”
条，今《通鉴》以修五礼之诏移置甲申，颇疑有所脱误也（严衍《通鉴补正》及章钰《通鉴正文校宋记》俱未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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