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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语参证。
其实袁张之异同亦涉及地域及种族问题，匪仅古今时间之关系，但此非本篇所能具论者也。
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此事寅恪尝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论之，兹不复赘。
但东汉学术之重心在京师之太学，学术与政治之关锁则为经学，盖以通经义、励名行为仕宦之途径，而致身通显也。
自东汉末年中原丧乱以后，学术重心自京师之太学移转于地方之豪族，学术本身虽亦有变迁，然其与政治之关锁仍循其东汉以来通经义、励名行以致从政之一贯轨辙。
此点在河北即所谓山东地域尤为显著，实与唐高宗、武则天后之专尚进士科，以文词为清流仕进之唯一途径者大有不同也。
由此可设一假定之说：即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
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
其间山东旧族亦有由进士出身，而放浪才华之人或为公卿高门之子弟者，则因旧日之士族既已沦替，乃与新兴阶级渐染混同，而新兴阶级虽已取得统治地位，仍未具旧日山东旧族之礼法门风，其子弟逞才放浪之习气犹不能改易也。
总之，两种新旧不同之士大夫阶级空间时间既非绝对隔离，自不能无传染熏习之事。
但两者分野之界画要必于其社会历史背景求之，然后唐代士大夫最大党派如牛李诸党之如何构成，以及其与内廷阉寺之党派互相勾结利用之隐微本末，始可以豁然通解，请略征史实，以证论之。
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
然臣祖（李栖筠）天宝末以仕进无他歧，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
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目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
《新唐书》四四《选举志》（参考《旧唐书》一七三《郑覃传》、王定保《摭言》一“散序进士”
条等）略云：
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
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
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
因得不罢。
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
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又有曲江会题名席。
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
《旧唐书》一七四《李德裕传》（《新唐书》一八〇《李德裕传》同，又参考“玉泉子李卫公以己非科第”
条）略云：
李德裕，赵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赵国公。
元和初宰相，德裕苦心力学，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耻与诸生同乡赋，不喜科试。
《新唐书》一六三《柳公绰传》附仲郢传云：
知吏部铨，〔李〕德裕颇抑进士科，仲郢无所徇，是时以进士选，无受恶官者。
《旧唐书》一七三《郑覃传》（《新唐书》一六五《郑珣瑜传》附覃传同）略云：
郑覃（荣阳人），故相珣瑜之子，以父荫补弘文校理。
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正，帝（文宗）尤重之。
覃从容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
从之。
〔大和〕五年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宗闵以覃与李德裕相善，薄之，奏罢〔覃翰林〕侍讲学士。
文宗好经义，心颇思之，六年二月复召为侍讲学士。
七年春李德裕作相，以覃为御史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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