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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借进士词科仕进之士大夫，不论其为旧族或新门，俱目为清流，而使同罹白马之祸，斯又中古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见《旧唐书》二〇《哀帝纪》“天祐二年三月癸巳”
敕文、一一三《裴遵庆传》附枢传及《新唐书》一四〇《裴遵庆传》附枢传等）。
又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
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倡伎文学有密切关系，孙棨《北里志》所载即是一证。
又如韩偓以忠节著闻，其平生著述中《香奁》一集，**艳之词亦大抵应进士举时所作（寅恪案：此集冬郎《自序》中“大盗入关”
之语实指黄巢陷长安而言。
震钧即唐晏作《韩承旨年谱》乃误以大盗属之朱全忠，遂解释诗旨，多所附会，殊不可信也，以不在此篇范围，故不详辨）。
然则进士之科其中固多浮薄之士，李德裕、郑覃之言殊未可厚非，而数百年社会阶级之背景实与有关涉，抑又可知矣。
如牛党之才人杜牧，实以放浪著称。
《唐语林》七《补遗》所载“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
条，“杜舍人牧恃才名颇纵酒色”
条，及其《樊川集》中《遣怀七绝》“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之句等皆是其证例。
或疑其祖佑既为宰相，而兼通儒，是其人乃名家之子弟，似不可列之新兴阶级中。
但详考其家世风习，则知佑之父希望实以边将进用（见《新唐书》一六六《杜佑传》及《唐文粹》六八权德舆撰《杜佑墓志铭》），虽亦号为旧家，并非士大夫之胜流门族。
《旧唐书》一四七《杜佑传》（《新唐书》一六六《杜佑传》同）云：
〔佑〕在淮南时，妻梁氏亡后，升嬖妾李氏为正室，封密国夫人，亲族子弟言之，不从，时论非之。
（寅恪案：权文公铭佑之墓，而不载李氏者，殆为之讳耶？）
又同书一二四《李正己传》附师古传（《新唐书》二一三《藩镇淄青·李正己传》附师古传同）云：
〔贞元〕十五年正月，师古、杜佑、李栾妾媵并为国夫人。
又同书一三五《李齐运传》（《新唐书》一六七《李齐运传》同）云：
末以妾卫氏为正室，身为礼部尚书冕服以行其礼，人士嗤诮。
又同书一八八《孝友传·李日知传》（《新唐书》一一六《李日知传》同）略云：
〔日知〕卒后，少子伊衡以妾为妻，家风替矣。
夫杜氏既号称旧门（见《新唐书》七二上《宰相世系表》“杜氏”
条），而君卿所为乃与胡族武人同科，在当时士论，至少亦有如李伊衡之“以妾为妻，家风替矣”
之叹。
若取较山东士族仍保持其闺门礼法者，固区以别矣。
然则牧之以进士擢第，浮华放浪，投身牛党，不独其本人性质近似使然，亦其家世风习与新兴阶级符合所致，实可与前述博陵崔损事并论，盖虽俱称旧门，仍不妨列之新兴阶级中也（可取两唐书《杜佑传》附牧传与《唐语林》七《补遗》“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
条附载“牧子晦辞亦好色事”
互相参证。
知其家风固习于浮薄，不同山东礼法旧门也）。
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
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
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参《旧唐书》一九〇下《文苑传》、《新唐书》二〇三下《李商隐传》）。
若柳仲郢处牛李二党之间，则与义山不同，《旧唐书》一六五《柳公绰传》附仲郢传（《新唐书》一六三《柳公绰传》附仲郢传同）略云：
〔公绰〕子仲郢，元和十三年进士擢第，牛僧孺镇江夏，辟为从事。
仲郢有父风，动修礼法。
僧孺叹曰：“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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