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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的会员名单中还有2137号会员泰戈尔（RabindranathTagore，1861—1941）[20]，以及1393号会员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长托马斯（F.W.Thomas，1867—1956）。
托马斯在剑桥大学学习梵文和印度学，1898—1927年之间托马斯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任馆员，主要负责保管斯坦因、霍恩雷从中亚带回的古物以及联系英国本土和欧洲大陆的相关研究人员，帮助整理这些古物。
1927—1937年任牛津大学博登梵文讲座教授。
1927年出版的《德国东方学会会刊》第81卷99页将寅恪列入地址变更的会员名单，头衔变为教授，地址变为清华学校[21]。
因为寅恪没有博士学位，所以没有按照德国的惯例称之为Prof.Dr.YinkohTs。
前一年他的地址为清华大学清华研究院，到了这里就成了清华学校（TsgHuaCollege），未知何故。
实际上他就职单位的正式名称为清华学校研究院。
同书100页记录了著名的梵文学家洛伊曼（1859—1931）[22]。
洛伊曼即是受霍恩雷委托研究他从新疆带回来的于阗文写本的学者。
他原本出生在瑞士，曾游学于日内瓦、苏黎世、莱比锡和柏林，在莱比锡获得印欧语言学博士学位，后来待在柏林一段时间研究中亚写本，之后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至1919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转到弗莱堡，一直待到去世。
1928—1930年的《德国东方学会会刊》没有提及寅恪。
但1931年出版的《德国东方学会会刊》第85卷将寅恪列入退出该会的学者名单[23]。
此后寅恪将不再是德国东方学会会员。
1931年起大概因为他将治学重点转向中古史，不再花精力关心德国东方学的进展，因而也不再继续通过德国东方学会追踪东方学的进展。
1921—1931年间寅恪作为德国东方学会会员长达十年之久，这十年间他显然将东方学会作为一个重要学术窗口来了解德国东方学的进展。
综上所述，我将这些重要的学者列出，乃是想让读者获得一个参照系，读者可了解寅恪身为德国东方学会会员，到底与哪些国际同行属于一个学术共同体。
因为寅恪作为会员，能定期收到《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当然会看到这些名单，对这个圈子的学者有所了解。
另外，寅恪1927年曾捐赠三件碑铭拓片给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也附记于此。
1927年出版的《柏林博物馆》柏林“民俗学博物馆”
（MuseumfürVolkskunde）下第二条东亚部分提到一份礼物来自北京陈寅恪，系一个中国人给的某不明寺院铭文的三件拓片[24]。
不过寅恪的名字写成Tsg-koh，显然寅字多了一个g。
这个记录很简略。
民俗学博物馆已于1999年改名为德国民族学博物馆，这些拓片如果没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的战火摧毁的话，可能还在。
上文提到，格伦威德尔、勒柯克、瓦尔德施米特等人均在柏林民俗学博物馆研究中亚古物，想必受业于吕德斯的寅恪当时亦常走访这个博物馆，因而建立联系，不然他不会捐赠拓片给该馆。
图十九1910年的柏林大学。
寅恪先生1910—1912年第一次留学柏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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