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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元和郡县志》等，以及“之后的原典”
如《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两类，显然受到德国史学对史料认识的影响，很有意思[33]。
白乐日1905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23年入柏林大学，以福兰阁为师，1925—1926年留学巴黎，由马伯乐（HenriMaspero，1882—1945）指导，1926年返回柏林继续学业，1932年2月15日获得博士学位。
之后短期任教布拉格大学，后因纳粹占领捷克，迫不得已于1935年移民法国。
但作为一位在德国拿到学位的匈牙利移民，他在法国并不顺利，一直未能获得稳定的学术位置。
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之后，他和妻子躲到法国南部乡下，以种地和养鹅为生。
1945—1948年他在当地天主教学校教英文和德文。
1948年才回巴黎。
他一开始参与了《1400年前的中国制度史》的研究项目，陆续写了一系列研究东汉至六朝思想与制度变化的论著，特别讨论了玄学、清谈的兴起和发展，也对竹林七贤做了详尽的讨论[34]。
1949年他在《通报》卷三十三发表了《汉末的政治哲学与社会危机》一文，此文虽然主要参考西洋学者的成果，但居然也引了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及容肇祖的《东汉几个政治家的思想》（1927年刊于《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等中文论著，白乐日主要探讨了王符、崔寔、仲长统等人的思想。
这里简单提示一下白乐日在欧洲学术谱系中的地位。
他实际上深受韦伯、布罗代尔等人的影响。
早年他受福兰阁提示，主要用韦伯的思路来研究中国经济史。
后来他又加入布罗代尔的全球比较研究计划，实际上他的研究是布罗代尔全球比较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分支项目。
韦伯曾试图通过研究中国和印度的诸宗教来探讨它们与新教的差异。
而布罗代尔实际上也很关注中国和印度，不过，他是从物质文化、经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待“东方”
（中国和印度）和“西方”
（欧洲）在中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差异。
所以他特意请了白乐日来主持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同时请了一位美国左翼历史学家桑纳（Dahorner，1915—1974）来主持印度经济史的研究。
桑纳主要研究印度农民史，但因受麦卡锡运动影响，与妻子出走到印度，在印度待了十年，先出版了《印度的农村前景》（1956）一书，离开印度之后又出版了《印度的农业合作社》（1964）和《印度的土地与劳作》（1965）[36]。
这三本著作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
1962年布罗代尔请他到高等实验学院参加自己的团队，负责印度史研究[37]。
布罗代尔继续了韦伯提出的资本主义兴起史的研究。
他试图进行世界各国的近代经济社会史比较研究，以建立一个宏观的历史解释框架，特别注重从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两方面来重新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
英国当代学者古迪（JackGoody）批评布罗代尔仍然是一位欧洲中心主义学者，即试图证明欧洲资本主义的优越，在这一点上与韦伯一脉相承。
他也批评韦伯对文化事件的所谓客观性分析，认为韦伯将“文化”
定义为人类传递意义和重要性的一部分并不合理，而应回到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传统定义，即文化涵盖人类所有已知的活动，既包括物质活动也包括精神活动。
然后他又批评布罗代尔在转向研究资本主义时实际上接受了很多西方学者关于东西方历史差异的预设，比如关于欧洲城市的独特性；不过布罗代尔不同意韦伯所提出的新教伦理创造出资本主义精神的看法[38]。
白乐日晚年常常应邀到世界各地讲学。
比如1960年在牛津和剑桥做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起源的演讲。
尔后1961年傅吾康邀请他到汉堡任访问教授，这使得他有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访问德国。
1962年他到美国参加亚洲学会年会，也借机访问了耶鲁和哈佛，与芮沃寿、费正清见面，两位美国学者建议将其著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这便是后来由芮沃寿作序的《中国文明与官僚主义》（eseCivilizationandBureaucracy）一书。
1963年他应邀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了系列演讲，讨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
可惜当年11月份，他终于因心脏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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