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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为白乐日的论著大多以德文、法文发表，加上他的作品偏重论述，而非考证，在法国汉学中属于另类，不属于伯希和学术传统的谱系之中，至少就中国学界而言，似乎注意他的人不多。
伯希和在中国声名远播，也是因为他的考据路数与中国传统学术颇有相合之处。
有趣的是，作为寅恪密友的吴宓却对伯希和有一番不同的评价，他1931年2月24日在巴黎游学时曾与伯希和见面，但对伯氏印象不佳。
他说“其人乃一精明强干之人，又系一考据学者，宓不喜之。”
又说“然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与语精神文艺。”
[39]虽然寅恪先生当时的研究也重考据，但既然吴宓这么说，以他对寅恪的欣赏，似乎不能完全将寅恪的学术取向与伯希和视为相同，寅恪考据之外仍有其关注天竺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碰撞这一更大的语境，不纯然属技术性考据工作。
实际上，白乐日对传统汉学之琐碎颇多批评，可以说在白乐日看来，伯希和代表的是类似汉儒之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式汉学，而他自己的汉学更像宋代儒学，关注大问题、大趋势[40]。
从这种偏好宏观视野来看，他深受韦伯和老师福兰阁的学术思想影响，类似于内藤湖南对于玉井是博的影响，有关这一点后文将进行更多讨论。
不过，后来薛爱华（EdwardH.Schafer）对美国汉学界的反伯希和趋势有一些反思，认为这一趋势使得美国汉学界丧失了从伯希和著述获益的机会。
在他看来，伯希和学术有两大特色，一是娴熟使用各种东方语言，这是法国汉学奠基人雷慕萨留下的传统；二是批判地辨别史料[41]。
在法国，高等实验学院于2002年5月组织了白乐日学术研讨会，重新检视白乐日的学术成就[42]。
白乐日主要是福兰阁培养的学生，福兰阁尤其在介绍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方面对白乐日影响很大。
这里对福兰阁的学术生涯略作介绍。
福兰阁早年在弗莱堡学习历史和比较语言学，1884年转到哥廷根大学研究院随基尔豪恩（FranzKielhorn，1840—1908）学习梵文，1886年毕业，博士论文写吠陀《式叉论》。
之后他去了基尔大学短期学习梵文俗语。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吕德斯也去哥廷根追随基尔豪恩学习梵文和印度学，1894年获得博士学位。
1895—1898年留学牛津大学，求学于缪勒（MaxMüller，1823—1900）门下。
吕德斯实际上是福兰阁的师弟。
基尔豪恩（FranzKielhorn）是印度学家斯坦茨勒的学生，获得布雷斯劳大学博士后1862—1865年在牛津参加莫尼尔-威廉姆斯（MonierMonier-Williams）的项目，1866—1881年在印度浦那的德干学院任教，1881年以后任教哥廷根。
这样看来，实际上吕德斯是福兰阁在哥廷根的师弟，而福兰阁算是寅恪的师伯。
福兰阁在哥廷根念印度学时也学习了法律和中文。
是以1887年转入柏林大学开始学习古代语。
1888—1901年他在德国驻大清公使馆任翻译，其间广泛游历了中国、蒙古、朝鲜半岛和日本，并在北京目睹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展，也和李鸿章等高级官员有所接触，可以说对晚清的政治、社会现状有亲身体验和实际认识。
1902—1907年在德国任记者，专门写有关亚洲的消息报道，并同时任大清驻德国公使馆顾问。
1910年他担任汉堡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1923年他转到柏林大学任汉学教授，1931年退休，前前后后指导了很多学生，其中包括他的儿子傅吾康（WolfgangFranke，1912—2007，1931年父亲退休之后才进柏林大学）[43]、艾伯华（WolframEberhard，1909—1988）、卫德明（HellmutWilhelm，1905—1990）、白乐日[44]。
他认为白乐日关于唐代经济史的博士论文最为杰出，而白乐日是他最杰出的学生[45]。
图二十法兰西学院高等中国研究所出版的纪念白乐日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考虑到寅恪1921—1925年在柏林大学留学，可推知白乐日和寅恪1923—1925在柏林大学这段时间显然可以算是同学，当时梵文和汉学都列为东方学。
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寅恪曾出席福兰阁的课堂。
听过福兰阁讲课的其他中国学生则颇有几位，比如俞大维、姚从吾（1894—1970）、蒋复璁（1898—1992）等人。
其中蒋复璁1930—1932年留学柏林，和寅恪没有交集。
姚从吾（士鳌）1922—1929年留学柏林大学学习汉学，侧重辽金元史。
他和寅恪有几乎三年时间（1922—1925）在柏林大学有交集。
他毕业后于1929年任波恩大学讲师，1931年任柏林大学讲师，1934年回国[46]。
另外，韦卓民也曾受到福兰阁的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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