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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希德与芮沃寿两人合作编辑了英文学界早期最重要的唐史论文集《唐代面面观》[62]。
而芮沃寿和妻子芮玛丽（H.M.Wright）翻译出版了白乐日的论文集《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63]，向英文学界介绍白乐日的成就。
他本人也出版了专著《隋代》（TheSuiDynasty）一书。
这些著作的诞生均可以看作是白乐日学术影响造成的结果。
总之白乐日对欧美唐宋史研究影响极其深远，类似于寅恪对中国唐宋史研究的影响。
很遗憾的是，目前白乐日留下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任何他和寅恪交往的直接证据。
白乐日研究唐代经济史的博士论文出版于1931年，没有只言片语提及寅恪，所以我们不清楚是否他在写作论文过程中得到过寅恪的帮助。
白乐日进入柏林大学时年仅18岁，28岁即获得博士学位。
寅恪比他大十五岁，要说寅恪在学术上受他影响，恐怕令人难以置信。
但白乐日强于方法，特别是韦伯的经济学、社会学理论，寅恪熟谙中古史史料，他们都注意到有关唐史研究中史志材料的重要，因此两人互通有无一起讨论并非不可能。
从后来寅恪反对中研院给予福兰阁通讯研究员荣誉一事来看，他对福兰阁的学问肯定是不佩服的。
1936年11月13日他在致傅斯年的回信中说，“OttoFranke此人在今日德国情形之下，固是正统学人，此无待论者，但除有他种可考虑之事实外，若仅据其研究中国史之成绩言，则疑将以此影响外界误会吾辈学术趋向及标准，此不能不注意也。”
[64]他首先说是趋向，然后才说标准，这说明寅恪对福兰阁的看法和寅恪本人的学术取向重视语文学和史料学有关，在寅恪看来，福兰阁虽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汉学的开拓者，其学问并不精。
实际上，高本汉即批评福兰阁翻译的《左传》犯了一些简单、基本的错误。
但福兰阁写过《中国通史》，大格局颇有一些可取之处。
福兰阁出版了五卷本《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desesisReiches，1930，1936，1937，1948，1952）。
他虽然在1943年已完成第四、五卷，1944年写了第四卷的前言，但1946年去世了，未能看到第四、五卷的出版。
这部大书是按照典型德国传统政治史写的中国通史，全书写至元代为止，不过全书将中华帝国史看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与当时欧洲人传统上认为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帝国看法不同[65]。
白乐日对自己的老师福兰阁较为尊重，其论文中多处征引福兰阁的论述。
俞大维先生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
现在有鉴于福兰阁的学术事业，我相信俞先生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寅恪先生的想法的，而寅恪先生这个志愿很可能是受到福兰阁这部五卷本《中华帝国史》的激发而产生的。
从他反对中研院选聘福兰阁为通讯研究员来看，他不是很看得上这位也从梵文转向中国史的师伯的学问，当然在学术上他也不甘落在福兰阁之后。
不过，他中年以后因为视力不济，恐怕也就放弃了写一部通史的雄心。
寅恪虽然在40年代出版了奠基性的隋唐政治史研究两稿，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但白乐日和他老师马伯乐（HenriMaspero，1882—1945）所著《古代中古之历史与制度》一书隋唐部分并未征引[66]。
此书六朝以前部分马伯乐在1945年去世前已完成，白乐日1947年开始接着写中古以及晚期部分，此书实际完成于1955年。
此书征引著作大多为西文，包括沙畹、伯希和、福兰阁、夏德、戴何都、艾伯华、魏特夫等欧洲汉学家的著作，以及日本学者的英文作品，如加藤繁、高楠顺次郎、塚本善隆、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也引用了当时汉学新秀周一良、杨联陞、陈观胜、蒲立本、薛爱华、芮沃寿、杜希德等人的英文著作，几乎很少提及中、日文二手资料，只偶尔提到郑振铎《中国文学史》、日野开三郎的藩镇研究。
尽管马伯乐、白乐日写作此书时，寅恪之史学成就已让其获得一些英美学界荣誉[67]，但寅恪的著作并不容易读懂，也许是当时流传不广的原因。
后来法国汉学家们又合作出版了一套通俗中国史读物《中国之诸面相》，其中第一卷通史部分，白乐日编写了若干小节，其中《周代之社会》一节主要引用了马伯乐和葛兰言，略显其社会史品位；《秦始皇帝之革命》一节主要引用了梁启超和卜德（DerkBodde，1909—2003）；《中国之中世》一节引了马伯乐以及侯思孟（DonaldHolzman）；《唐代》一节主要引了戴何都的《〈新唐书〉选举志译注》[68]、《〈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以及赖世和（EdwinO.Reischauer，1910—1990）的《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译注[69]、蒲立本的《安禄山叛乱之背景》；《宋代》一节主要引了伯希和、柯睿格等人[70]。
当时极少的汉学家，甚至包括所谓世界汉学中心巴黎的汉学家，会比较重视中国学者的著作，而熟悉中国学者著作的西方学者，不过伯希和、艾伯华等数人而已。
这一局面到现在仍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有第一流的西方学者才会注意中国当代学者用中文出版的学术贡献[71]。
一方面可能是一些汉学家眼界有问题，有时是西方中心主义作祟，有时是学术取向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些汉学家有能力上的限制，毕竟处理大量一手材料之外，再处理大量二手材料并非易事。
总而言之，白乐日在其论著中引了王国维、梁启超、胡适[72]、汤用彤、容肇祖的著作，其中也包括《观堂集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名著，而且他也很熟悉经常出现寅恪大名的《哈佛亚洲学报》等英文刊物，按说不可能不知道寅恪，但是他的论著中并未提及寅恪及其学术，着实是一个令人十分费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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