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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他看来，燕京虽亡，而校训不应忘。
这样来理解寅恪先生的话大概可以很清楚了，他这是让周先生回到正道上来。
如果我的推测不误，这真是一件很绝妙的事。
图三十二吴雷川所书燕京大学校训
按，如果我们置身历史情境当中，应不难理解寅恪先生对燕大并不陌生。
他曾于1943—1946年任教于在成都复校的燕京大学历史系。
据梅贻宝《燕京大学成都复校始末记》，寅恪先生在燕大任教时因眼疾突然加重，住入大学对街的存仁医院，由燕大的同学们轮流照顾。
寅恪感念之余，跟梅氏说未料到教会学校仍有师道存焉[58]。
当然，寅恪本人并不是基督徒，他这样说，即使来自《约翰福音》，也并不意指自己是站在神的立场说话，他并非以耶稣自居。
他说这样的话，只是用来告诉他的学生他自己的道路和生命更具理性，而希望他的学生放弃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具有垄断性质的绝对真理。
其实，我们中国人即常常引用《论语》里的话，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或“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
老外听了觉得很有趣味，但如果不了解《论语》，肯定也一头雾水。
中西文化积淀很深，熟悉双方文化的学者两边典故都用，这大概可说得上是四海同心。
也许这样推测和联想有点过度阐释之嫌，实际上以寅恪先生写诗常常用典的习惯，他在著作中运用《圣经》的典故应当不是没有可能。
既然都是用典，当然不必分它中典还是西典，拿来能用即可。
何况寅恪对基督教一点也不陌生。
他在哈佛求学之时，已经购买了《剑桥近代史》，对西方历史应不陌生。
在哈佛留学期间，他曾和吴宓这样谈到基督教：“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Aquinas（1225—1274，托马斯·阿奎那），其功至不可没。”
[59]他认为欧洲中世纪，被称为DarkAges[黑暗时代]，其实并不尽然。
并指出中国的中世纪，比如所谓宋代为衰世，也不尽然，值得研究而发明之。
他还指出耶稣教不祭祀祖先，诸多行事与中国礼俗文化相悖。
如果耶稣教独行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
因为中国其他宗教虽然能兼容耶稣教，但耶稣教不能容忍其他宗教。
因此有些留学生主张耶教救国，实属谬误。
他将程朱哲学比喻成西方耶稣教的正宗，主张以理制欲，克己修省。
这个思想传统来自耶稣使徒圣保罗、圣奥古斯丁，后来由帕斯卡、约翰逊、白璧德等人继承并发展。
吴宓在1937年6月22日的日记里也提到寅恪和他谈学问，认为熊十力之新唯识派，乃是以法国哲学家伯格森（HenriBergson）的创化论解释佛学，欧阳竞无的唯识学，则是用印度烦琐哲学解释佛学，相当于欧洲中世纪耶教的经院哲学（s），劳而无功，但与熊十力相比还算正途。
寅恪在1930年6月发表在《史语所集刊》上的《大乘义章书后》一文中则提到耶教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与巴士卡儿（Pascal）均有钦圣之情，但因二人所处时代不同，感情也非常不同[60]。
寅恪也曾读过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
他在1931年4月发表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上的《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一文中说自己偶于图书馆检夏鸟氏（Sel）耶稣教会著述目录见有满文《几何原本》之名。
他认为耶稣教会诸子号称通达权变，折衷中西，虽于东土旧传拜死敬天之礼，有不妨宽假之意，但对欧氏几何这样的专门名家之学，未必能改变原书体裁[61]。
这位Sel即法国耶稣会学者ervogel（1834—1902）。
寅恪看到的他的耶稣教会著述目录当指BibliothèquedelapagniedeJésus，该书实际上是比利时耶稣会士AugustindeBecker（1809—1873）在1853年完成的LaBibliothèquedesésdelapagniedeJésus一书的增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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