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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贝克的书一共七卷。
而夏鸟增补本则在1890—1916年间陆续出版。
1960年由鲁汶哲学与神学学院耶稣会图书馆重印时再做了增补[62],一共十二卷。
1998年再次重印(MainoFineBooks),一共九卷,每本都重新装订成大厚册,堪称研究耶稣会最重要的书目。
寅恪对希腊思想和文化似乎也情有独钟,他虽然不主要研究这个领域,但他在哈佛时选修了《希腊文8: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希腊文A:荷马与希罗多德》等课程,而其阅读范围显然也对希腊有所侧重,并且在诸多著作中流露出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希腊文化相比较的意思。
他这种对希腊文化推崇的情结可能和早期受到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倾心态度影响有关。
他早年在哈佛留学期间对希腊简直推崇备至,认为“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
[63]。
他将希腊文化的主要成就归结为哲学、美术和科学,显然受到新人文主义影响。
我们下文会提到,哲学、科学、艺术作为希腊主义的支柱,主要来自马修·阿诺德(MathewArnold)的论说。
寅恪后来在1927年的作品中又提到了柏拉图。
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伯拉图所谓Eidos(Idea)者”
[64]。
他在《论再生缘》一文中极为称赞《再生缘》七言排律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严密结构,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罕有。
顺便他也提到天竺、希腊、西洋的长篇史诗都很讲究结构让世人“震矜”
,而且传达的宗教、哲学思想精深博大,而他在四十年前曾读过希腊、梵文长篇史诗[65]。
他所说的希腊长篇史诗显然就是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论再生缘》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则他所说四十年前可推算为20年代初他留学欧洲期间。
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寅恪明确提到了荷马。
他还评论了希腊文学注释研究的兴起:“昔希腊民族武力文化俱盛之后,地跨三洲,始有训释标点希腊文学之著作,以教其所谓‘野蛮人’者”
[66]。
寅恪这种言必称希腊的态度显然和他早年在哈佛受白璧德的影响有关。
白璧德是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他的学生玛瑟(FraherJr.)指出他在1893—1894年间在思想上受到马修·阿诺德影响。
阿诺德在1869年出版了《文化与无政府》(dAnarchy)一书,认为欧洲文明的两个来源即希腊主义(Hellenism)和希伯来主义(Hebraism),希腊主义带给欧洲科学、艺术、民主,即对理论知识的重视、对审美的感受力与创造力、自由的精神和自我决定命运的意志;而希伯来主义则带给欧洲文明道德、责任以及服从。
当然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特别是对佛教的了解日益加深,白璧德的兴趣渐渐转向宗教。
当然,寅恪未必在具体问题上完全赞同白璧德。
总之,从以上一些线索来看,寅恪之学有其较为复杂的西学背景,希腊思想、基督教思想都有影子,这样看寅恪的思想渊源也许也符合他在七十八年前所说的“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
[67]。
寅恪对希腊哲学、基督教的了解当然也不止于上面提及的奥古斯丁、阿奎那,但也不是说很有造诣,似乎拿来用典已经足以。
他很喜欢研究中国传统故事在天竺文献中的原型,比如曹冲称象以及《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等等,这里我也将他的作品拿来分析其在西学中的出典,也算一种“后世相知或有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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