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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维1886年开始担任高等研究院讲师,1889—1894年在索邦大学(Sorbonne)教梵文,1890年完成其博士论文《印度戏剧》(LeThéatreindien)。
烈维后来成为法兰西学院(CollègedeFrance)印度文明史讲座教授,精于印度古代语言与文化,专长佛教和耆那教研究。
他的论集在印度出版之后,在古典印度学学界风靡一时[23]。
白璧德在巴黎还结识了语言学家布雷尔(MichelBréal,1832—1915)和艺术史家福歇尔(AlfredFoucher,1865—1952)。
布雷尔是德国巴伐利亚人,留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在柏林大学学习梵文。
他早年以研究琐罗亚斯德教的起源而知名,后转向研究各种古代语言,被选为法兰西学院比较语法学教授、巴黎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
福歇尔后来成为研究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先驱[24]。
白璧德在哈佛的同窗好友吉思(WilliamF.Giese)还提到,白璧德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écoledeslaales)学习时曾让他的梵文老师十分吃惊,因为白璧德一页一页地快速阅读梵文读本,而不是像一般学生那样专注于缓慢而细致的语法分析。
吉思指出,这是因为白璧德认为语文学家过多注重于阅读和理解文献的技术性工作,而忽视了学者作为独立个体自身的目标和想法。
这也是白璧德主要关注希腊语和希腊人文主义的原因[25]。
可见,白璧德在法国跟烈维留学学习期间,虽不能说完全对“章句梵学,破碎大道”
不屑一顾,但显然更重视佛教义理。
白璧德不喜语文学,这一点亦可为其哈佛学生斯宾赛(TheodoreSpencer)的印象证实。
斯宾赛1925年进入哈佛念研究生。
他说,当时有些研究生包括他自己深感被哈佛的语文学气氛折磨,故而想和白璧德学习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26]。
白璧德的学生麦格认为白璧德在哈佛最好的朋友莫过于哲学家罗伊思(JoshiahRoyce),这可能也是白璧德注重哲学的一个旁证。
白璧德的好友摩尔(PaulElmerMore,1864—1937)是兰曼门下另一位十分出色的学生,也是一位新人文主义的领军人物。
他十分欣赏白璧德,说他也许是自己所认识的美国最伟大的老师[27]。
尽管他显然在梵文和希腊哲学方面比白璧德更有造诣。
里普(DaleRiepe)评论摩尔的学术时说,摩尔写过几篇讨论印度哲学的文章,在学术界有些影响。
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帮助美国哲学家们理解印度哲学,也帮助印度哲学家们理解西方思想。
摩尔指出西方并非物质主义至上,也不是科学的奴隶。
摩尔试图让东西方之间有着更好的相互理解[28]。
1892年摩尔到哈佛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时在兰曼的研究室开始认识白璧德,他们是兰曼高级课程《印度语文学研究》仅有的两名学生,很快熟络起来。
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白璧德去世。
摩尔1894—1895年在哈佛任教,1895—1897年到布琳莫尔学院(BrynMawrCollege)教授梵文,1899—1900年间是兰曼的助手。
他还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希腊思想史的著作。
1917年刊出《柏拉图主义》(Platonism),1921年刊出《柏拉图之宗教》(TheReligionofPlato),1923年出版《希腊化诸哲学》(HellenisticPhilosophies)流传于世[29]。
后来摩尔主要在普林斯顿从事讲学和研究工作。
摩尔指出,白璧德从一开始就被印度教而不是婆罗门教的佛教因素所吸引,被最正宗的记录佛教教义的巴利文而不是梵文所吸引,而这可能跟他拒绝浪漫主义有关。
首先吸引白璧德的可能是巴利文在风格上的清晰和实在。
相比之下,梵文要模糊得多,特别是《奥义书》。
巴利文显然表达佛陀的伦理学义理更为清晰。
白璧德认为最糟糕的是疏于磨炼性情,疏于磨炼积极的意志。
佛教则教导人们在性情上的精进,比如佛陀最后对弟子的教导也是在人性上不断地修炼和精进[30]。
白璧德的哈佛同窗吉思在白璧德去世之后撰写的回忆录中留下了一些有关白璧德本科时代学术经历的珍贵信息。
这些学术经历表明,从大学一年级开始,白璧德就对哲学和佛教伦理感兴趣。
白璧德和吉思相识于大一的希腊语班。
吉思说,和自己一贯喜欢坐在教室靠后的位置不同,白璧德上课坐得靠前,发言十分积极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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