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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思也认为白璧德天生是个哲学家，因为白璧德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固有观念的挑战。
他十分冲动，对所谓学术权威根本不屑一顾，主张“尽信书不如无书”
。
而且他一开始就深受佛教影响[31]，这大概指白璧德不太信一些传统教条，喜欢挑战权威。
吉思认为，尽管白璧德在分析方法上深受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影响，但他所主张的人文主义背后隐藏着终极信仰，而这个终极信仰只能从他接受的东方思想传统的影响中去理解。
吉思深情地回忆了他们俩在从哈佛到阿灵顿（Arlington）之间许多次散步中的思想交流。
吉思指出，白璧德当时沉溺于谈论他读到的哈代（SpenceHardy）、莱斯戴维斯（ThomasWilliamsRhysDavids，1843—1922）以及奥登伯格（Hermann，1854—1920）书中关于伦理绝对主义（ethi）和东方深刻的心理见解。
显然白璧德一开始关心的就是佛教哲学思想中的伦理问题。
这对于后来他提倡新人文主义一定十分有启发。
当吉思对白璧德表示他怀疑一种非欧洲教义存在道德有效性时，白璧德幽默地回到，“什么？你不觉得佛教是一个极好的宗教——一个有十四层地狱的宗教！”
[32]
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白璧德和莱斯戴维斯与奥登伯格之间的联系。
莱斯戴维斯曾在斯里兰卡研究巴利文和南传佛教长达八年之久。
1872年回到英国伦敦，1881年在伦敦建立巴利文圣典学会（PaliTextSociety）[33]。
其实，佛教中除了一些佛教经典（Sutra）常常谈到伦理问题，实际上处理佛教伦理问题的资料还保存在许多佛教律典（Vinaya）当中。
吉思说白璧德阅读奥登伯格而关心伦理问题，据此或许可以推测白璧德阅读的是奥登伯格从巴利文翻译成英文的佛教律藏（Vinaya-pitaka）。
他是旅居英国的德国学者，于1879—1883年间先后出版五卷本的律藏译本。
基于白璧德对巴利文的兴趣和热情，可以推断他很可能已经读到奥登伯格的这一译本。
受白璧德影响学习梵文和佛教的学生很多，其中以后来成为文学家的艾略特最为知名。
他们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
艾略特学习梵文虽然主要是跟兰曼，但是引发他对梵文和印度思想文化产生学术兴趣的人却是白璧德。
比如，有美国学者指出，艾略特对于印度思想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受哈佛诸多老师影响，而在哈佛时代艾略特受白璧德影响最大[34]。
在白璧德的启发下，1910年艾略特去巴黎留学，学习梵文一年。
1911年9月艾略特才回到哈佛，继续在兰曼指导下学习印度古代语言和经典长达两年之久[35]。
据此可以推测在白璧德和兰曼两位老师的指导下，艾略特对《法句经》（Dharmapada）和《奥义书》（Upanishads）以及《薄伽梵歌》（Bhagavad-Gita）都很熟悉，这些文献中的一些思想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36]。
白璧德去世之后，艾略特立即为一份杂志写了一个编者按，他指出那些只是通过白璧德的作品知道白璧德这个人却未能将他当作一位老师和朋友并有日常接触的人也许不能欣赏白璧德的伟大。
因为白璧德首先是一位老师和交谈对象。
当艾略特初识白璧德时，在哈佛众多教员当中，白璧德被时人认为是一位有趣、自我中心、反叛的教授。
他上课不是刻板地遵守固定的教学模式，而是天马行空、纵论古今，一会儿谈论佛陀、孔子等东方人物；一会儿又开始谈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37]。
除了艾略特之外，受白璧德影响成为兰曼学生的还有1896—1898年在哈佛留学的法国学生西斯特。
西斯特在回忆白璧德的文章中说，白璧德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也十分熟悉《东方圣书》。
白璧德把西斯特介绍给兰曼学习梵文。
并且在西斯特离开哈佛返回巴黎时，白璧德给他写介绍信到巴黎，介绍他认识印度学家烈维、汉学家福歇尔，以及意大利学者何维特（Hauvette）[38]。
白璧德的学生还说白璧德喜欢在课堂内外谈论宗教，虽然话题涉及各种宗教，但显然主要话题是天主教和佛教。
白璧德对甘地的评论是非常有趣的。
他曾说，甘地不像有些人宣称的那样可列入耶稣以来的所谓圣人传统之中，因此他的学生亚当斯（JamesLutherAdams）对此感到好奇。
白璧德解释说，
一位圣人想要为了圣性之故而离弃此世并生存于此世标准之上，那么甘地已犯下大错，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他试图给日常生活直接输入一种特殊之宗教思想。
他试图在人之成为人之前而让他们变成超人，因而他鼓动和宣传要取消特定的一些限制和制度，而这些限制和制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在公民生活中维持正义。
因此，一个人断断不可能同时是圣人和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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