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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想法受托尔斯泰启发，并非来自基督，因此他混淆了恺撒之事与上帝之事。
社会的首要理想是正义，而圣人社会的理想则是舍弃（日常生活）与（保持心态）平和[39]。
很显然，白璧德在比较东西方社会的传统基础方面更强调社会的正义和个人道德价值观的选择，他批评甘地离开了基督的道路则又表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
对于人文主义（humanism）常被人混淆成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白璧德被人诟病为非宗教论者，他的学生为他辩护说实际上白璧德非常佩服大多数基督教绅士和基督教人文主义传统。
而查尔默思（GordohChalmers）则指出白璧德认为佛教给了人们外在的宁静和内在的活力。
他说，
据佛教徒而言，人性的真正困难在于极容易懒惰，这使得一个人很难获得宗教价值。
懒惰是一件你可以观察到的事：我发现这种懒惰存在于我自身当中，更存在于本科生当中。
那种冠冕堂皇的懒惰对人们太心爱了（所以难以舍弃）[40]。
这一说法可能是对于佛教讲究精进和时刻不放松对于精神净化的一种解释。
在新人文主义的框架下，时刻内省是非常难得的一种修炼人性的方式。
白璧德晚年的学生哈姆（Vi）说，假如白璧德有一种宗教的话，他与佛教的距离肯定要比他与其他宗教的距离要近。
他记得白璧德的朋友摩尔也完全赞同这一点。
他认为白璧德的遗著译作《法句经》更支持了这一点。
而哈姆本人则觉得他深深地为白璧德深刻的打坐实践所震动[41]。
哈姆还认为白璧德对天主教十分钦服和敬重。
哈姆在和白璧德进行私人接触时，白璧德常常表示他对天主教哲学和文学非常有兴趣。
当哈姆准备去法国留学时，白璧德表示法国是西方文明的中心和真正的家。
白璧德不信任和德国有关的许多被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玷污的东西[42]。
白璧德对法国的偏爱，除了来自他的法国文学和文化专业研究之外，恐怕也和他对法国业师烈维的钦服分不开。
白璧德专业是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他的佛教思想和学术最为鲜明地体现在他翻译的《法句经》和撰写的《佛陀与西方》（“Buddhaaal”
）一文[43]。
白璧德的《法句经》译本是对著名东方学家缪勒（F.MaxMüller，1823—1900）旧译本的修订。
缪勒译本于1870年首次出版，后来收入他自己主编的《东方圣书》（SacredBooksoftheEast）第十卷于1881年初版，1898年二版。
白璧德的学生曼彻斯特（Frederichester）曾在白璧德处借阅这本译本，读完之后感到《法句经》中似乎有相当负面的因素。
而白璧德则认为里面不乏正面因素[44]。
他告诉这位学生，“你注意到佛陀的眼睛看上去是闭着的，但完全不是这样。
佛并不是在睡觉”
[45]。
白璧德重译这本佛书大概也是为了纠正当时读者对佛教所谓悲观负面立场的偏见。
白璧德的译本参考了当时他能看到的许多译本，比如最早的丹麦学者佛斯别尔（VictorFausb?ll）在1855年用拉丁文译出《法句经》[46]。
他还参考了1914年巴利文圣典学会出版的由特拉（SuriyagodaSmangalaThera）编辑的巴利文本、1893年诺依曼（K.E.Neumann）出版的韵文体德译本、1921年伍德华德（F.L.Woodward）出版的英译本、1920年出版的瓦吉斯瓦拉（ara）和桑德尔斯（K.J.Saunders）收入《东方智慧丛书》系列（WisdomoftheEastSeries）的散文体英译本。
1921年伯灵盖姆（E.W.Birlingame）翻译的《法句经注》也被白璧德借鉴了[47]。
白璧德说他的翻译尽可能地采取直译的方式，即使这种直译可能损害文字的优美。
以下我们将疏理白璧德翻译《法句经》的学术思想来源，同时提示白璧德对佛教的具体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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