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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白璧德之佛教思想及其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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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德的大作《佛陀与西方》（Buddhaa）一文是白璧德留下的唯一的反映其佛学思想的作品。
这篇作品可能完成于1931年以前，曾经让他同样了解印度哲学和宗教的好友摩尔看过，摩尔提供了一些建议[48]，但此文直到1936年才得以出版。
在这篇作品中，白璧德主要涉及了一些早期佛教的基本概念，比如四谛、业、涅槃、缘起等。
他的着眼点在于以佛教的一些正面基本精神来与基督教思想进行比较，也顺带讨论一些西方哲学传统学者的思想，以此来探讨早期佛教思想对于当时刚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西方世界面临种种精神问题的现实意义。
白璧德吸收了他那个时代印度学家通过新发现的大量巴利文文献而对早期佛教研究日益深入的成果来议论早期佛教，他也注意了中国和日本佛教，实在难能可贵，这恐怕是烈维的影响，因为烈维是当时欧美较早注意大乘佛教的学者。
但是，尽管白璧德的妻子到过中国，白璧德本人对于东方的了解仍然停留在想象的层面，他到过的最东边仍然是欧洲。
他的“东方”
的概念是以欧洲人所说的“近东”
和“远东”
来表达的，以至于他把西藏、锡兰、英属印度等地区都称作远东。
今天看来，这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尽管他尽力发掘早期佛教思想的优点，他仍把东方世界看作是“他者”
，看作是“基督教世界”
的对立面。
他虽然认识到亚洲世界的复杂和多样，但仍以“东方”
来看待和称呼整个亚洲，带有想象的、构建的色彩，“东方”
对他而言是他者。
这样的表述当然带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可以算是典型的“东方主义”
的表述[49]。
西方世界对于亚洲的表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60年代殖民主义体系逐渐瓦解，才逐渐在学术界开始严肃地区分东亚、南亚、西亚，政治与经济的变化也引发了思想和学术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制度性变化和学科内容结构的变化，前者主要体现在大学相关系所的重新组织以及相关学科的革新。
比如普林斯顿大学1927年成立东方语言与文学系，到1969年开始分为近东学系和东亚学系。
哈佛在1972年将远东系改名为东亚语言文明系。
在老欧洲，这一改名过程发生较晚，比如剑桥2007年才将东方学系改称亚洲与中东研究系。
在这些制度性变化发生之前和之后，这些学校课程和学位的结构和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东方学原本以古代语言文献研究为重点，这在老欧洲出现了很多改变，剑桥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相继取消了古典印度学和梵文的本科学位，佛教写本研究的重镇哥廷根大学逐渐也将重点转向了现代南亚研究，莱顿汉学也由以古典汉学为重点转向近现代中国研究为主。
白璧德在这篇大作的一开篇就表明，他那个时代的危险是，尽管民族和种族之间物质上的交往和联系在日益增加，而精神上的交流仍然十分陌生。
而达成东西方更好的相互理解的障碍是，西方认为东方不得不从西方学习所有的一切，却没有东西可以回报[50]。
白璧德指出，西方优越感主要以三种形式存在：首先是种族的优越，这种优越感表现为西方人预设了白人特别是北欧的金发一族比棕种和黄种人优越的神秘信仰；其次，西方预设的优越感基于其在物质科学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它推行的那种“进步（progress）”
模式，这种预设认为东方在物质效益上十分落后；最后，西方还预设了自己在宗教上的优越感，把非基督徒的亚洲人视作是异教徒，或者把亚洲宗教特别是佛教信仰中的价值放在基督教模式中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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