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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佛教哲学研究方面，受影响的中国学者则有汤用彤。
他本来即出身哲学，后来在哈佛受到兰曼、白璧德的影响[10]。
其中白璧德是法国学者烈维的学生。
烈维本人其实是人文主义者，非常注重义理研究，重视佛教自身的价值系统，同时也对东亚地区流行的大乘佛教感兴趣。
下文我们将略述欧洲对佛教的发现及其近代佛教学术兴起的基本历程。
说到欧洲近代对佛教的所谓大发现，不能不追溯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
菲力浦·阿尔蒙德（Philipd）的《不列颠对佛教的发现》（TheBritishDiscoveryofBuddhism）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揭示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对佛教认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探讨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学者所塑造的佛教形象背后的逻辑。
他认为英国学者从文献角度研究佛教所发现的“佛教”
与他们看到的当时南亚地区正在实践中的“佛教”
现状相比较，南亚地区的佛教实际上和古代佛教不同，处在衰落和堕落之中。
而这种传教士对当时南亚佛教所塑造出来的形象则成为传教士要在南亚宣传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基础，他们才能光明正大地以“进步”
为由进入南亚地区传播福音。
这样，维多利亚英国对“文献式佛教”
（textualBuddhism）的创造成为佛教在东方必须被排斥的主要因素[11]。
当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虽然佛教一直被英国学者文献化，但其重要的产物是逐渐将历史上的佛陀展示在人们的视野中。
因而使得从维多利亚中期开始，佛陀开始从神坛上走下来，成为历史人物。
同时，阿尔蒙德也对当时人对佛教的认识重点进行了分析。
他注意到在18世纪，英国学者对佛教的认识以宇宙论为重点。
但到了19世纪，随着人们对科学和宗教的进一步认识，在英国学界出现佛教到底是宗教还是哲学的争论。
1847年，丹尼尔·果戈理（DanielGogerly）基于他在锡兰所看到的佛教，认为佛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毋宁说是一种哲学。
但是比尔（SamuelBeal）则基于他对中国传统的知识，认为很难说佛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哲学。
可是他在当时英国完全处于少数派地位。
大多数当时有影响的学者，均认为佛教本质上是一种哲学。
持后面这种观点的人，包括缪勒（MaxMüller）、莫尼尔-威廉斯（MonierMonier-Williams）、克拉夫顿主教（Bishhton）、艾约瑟（JosephEdkins）、伯利（ThomasBerry）[12]。
这些学者大多数有很强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有些学者甚至本身即是新教传教士学者。
很多参与讨论的学者出身基督教背景，他们对亚伯拉罕诸宗教的认识较多，因此他们的论述中较多注意佛教和其他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比较。
在早期维多利亚时代，佛教在英国的形象尚属正面，主要以一套伦理系统出现，而在人们心目中，这套伦理在当时除了基督教以外的其他世界诸宗教中差不多可以说是最高的。
其实，西方对佛教哲学的重视开始于西方学者在他者中寻找理性的因素[13]，佛教由此被认为是无神论，是理性的宗教，特别是早期佛教，重视个人对世界的正确认识，不重视对佛陀个人的崇拜。
但大乘佛教重视信仰，而英国学者当时对大乘佛教尚未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在阿尔蒙德看来，维多利亚其时的英国学者对于佛教理论的主要批评在于，佛教的一套说辞特别是业报和转世轮回对于道德实践相当有害，很多时候甚至是非常矛盾的。
同时，所谓佛教社区的道德堕落也给维多利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对佛教寺院生活的批评是和他们对天主教教会的批评紧密相连的，因为整个以新教信仰为主导的维多利亚社会对天主教有十分深刻的偏见。
英国来华新教传教士则对中国的佛教僧侣相当歧视和不满，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古怪、刻板、荒唐，也并不人道[14]。
阿尔蒙德指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作者们已经注意到天主教和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相似之处，许多人对中原和西藏佛教寺院生活的描述也反映了这种相似之处。
这些作者在阅读天主教传教士的作品过程中，特别留意一些关于天主教和中国佛教比较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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