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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宗教学的兴起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
斯特劳姆萨（GuyG.Stroumsa）认为可能三大历史事件影响了现代宗教学的出现和发展。
首先是欧洲的所谓地理大发现，发现了北美、南亚和东亚，从而促使欧洲人开始了解欧洲以外地区的人民和宗教；其次是文艺复兴本身，文艺复兴运动出现过程中引发了欧洲人对古代文化的兴趣，从而激发了现代语文学的兴起，而对古典语言的探讨又激发了对东方诸语言的研究，并进而研究东方文化的文本；其三是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在西欧出现了一系列宗教战争，而这些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基督教的有效性，从而促使他们将目光投向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传统[41]。
他也将欧洲的宗教学研究上溯到17世纪。
不过，仅以欧洲人对中国宗教的研究来看，虽然17、18世纪耶稣会士也做了不少贡献，但大量著述的出现，还是在19世纪。
无论如何，欧洲学者在19世纪逐渐超越只了解亚伯拉罕诸宗教（Abrahamis）的樊篱，开始认识到除了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还有非常重要的佛教。
这表明欧洲宗教学者从启蒙运动以来，对宗教的认识视野不断扩大，经历了从基督教天下到亚伯拉罕诸宗教的天下到世界宗教的天下这样一个心态历程。
起初，他们以为天下只有基督教一种宗教，其他都是异教（Paganism）或者偶像崇拜（Idolatry）。
后来逐渐认识到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再后来认识到19世纪还有其他各种印欧古代宗教，如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佛教、儒教、道教、神道教等宗教，从而进行诸世界宗教（Wions）与诸族群宗教（Natiions）的划分[42]。
这种理解和西方学者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的认知是分不开的。
18、19世纪以来开始出现民族国家、族群主义的强烈观念，以族群、语言、宗教、疆域为基础的划分。
除了在欧洲思想和学术内部宗教学逐渐取得其独立地位，学术制度上也逐渐确立了宗教学在近代大学教育制度中的一席之地。
18世纪70年代一般被认为是现代宗教学（Religio，或Sceion）的形成时期。
从制度上说，一方面是宗教系或有关宗教研究的科系从教会脱离进入大学学科系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宗教学或者宗教史正式进入大学课程。
在波士顿大学，1873年首先设立了比较宗教学讲座，由华伦（WilliamFairfieldWarren，1833—1929）担任。
随后1887年普林斯顿神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43]也设立了比较宗教学讲座。
但这些讲座在讲授其他宗教同时主要围绕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比较。
如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墨菲特（JamesC.Moffat，1811—1890）在1871年即出版了《比较宗教史》一书，1889年修订再版。
作者在书中指出基督教虽然很早就意识到诸多异教的存在，但这些宗教圣典的大规模发现和研究不过是晚近的事[44]。
真正完全讲基督教传统之外的比较宗教的讲座直至1891年才由康纳尔大学设立。
随后在1892年芝加哥大学也设立了纯粹讲比较宗教的讲座，并设立了比较宗教系。
19世纪70年代以来，荷兰政府也在阿姆斯特丹、格罗尼根、莱顿、乌特勒支大学设立了四个比较宗教学讲座。
而法兰西学院也设立了第一个比较宗教学讲座[45]。
1877年荷兰政府通过了《荷兰大学法案》（DutiversitiesAct），将阿姆斯特丹、格罗宁根、莱顿、乌特勒支四所国立大学的神学系正式从荷兰改革教会中分离出来，成为大学内部管理的科系。
神学系内部的课程也随之进行了改编，宗教史取代了教义学和实践神学[46]。
而在这之前，提勒（elisPetrusTiele，1830—1902）已经在莱顿讲授宗教史，他在1876年出版了《宗教史与普遍宗教的传播》一书[47]。
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的宗教史学者则是索瑟耶[48]。
他在1887—1889年以德文出版了《宗教史手册》一书，由缪勒的女儿科尔耶-费格森在1891年译成英文，题目则变成了《宗教学手册》[49]。
同时，在1880年法国巴黎出现了《宗教史评论》杂志[50]。
这一系列现象均反映欧洲在制度上已经确立了宗教史作为新兴学科的地位。
19世纪下半叶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学者们对“世界宗教”
、“诸世界宗教”
以及“政权宗教”
、“族群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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