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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日本近代佛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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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近代佛学基于研究早期佛教写本而“发现”
的所谓真正的佛教或者纯粹的佛教显然是和当时欧洲殖民者以及传教士观察到的亚洲本地人实践的“地方化佛教（localizedBuddhism）”
、“族群化佛教（nationa-lizedBuddhism）”
、“本土化佛教（indigenizedBuddhism）”
不同。
这种对“真正佛教”
、“纯粹佛教”
、“早期佛教”
的重视引发了研究佛陀个人生涯和弘法传记的热潮，在欧洲出现了多种佛陀的传记。
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包括奥登伯格在1881年出版的《佛陀：其生平、教义与僧团》一书[62]，以及莱斯戴维斯的《佛教：佛陀的生平概况与教导》一书[63]。
利用新出土文献重建佛陀的传记和早期佛教历史是当时的潮流，这一潮流学界称之为佛教研究的文献化（textualization）过程。
当代美国上座部佛教专家哈利斯（CharlesHallisey）指出，莱斯戴维斯的历史主义的学术取径也是上述文献化过程的一部分，所以莱斯戴维斯对佛陀传记的研究给人这样的结论：客观的佛陀传记是当代佛教社区所缺乏的某些东西，也不可能从佛教社区自身还原出来，它的重建仅仅可能来自欧洲先进的文献学研究[64]。
研究传教士的学者提醒我们注意到19世纪英国的传记文学非常发达[65]。
因此佛陀传记的书写可能和这种文学趋势有所关联。
但是，对“文献化佛教”
的研究，显然也影响到了世界其他地区的佛教学者。
比如在日本近代佛教学术话语中关于两个重要名词的争论，即反映了当时欧洲和日本学者的不同思想取向。
在日本近代佛教研究中，长期存在对“根本佛教”
、“原始佛教”
、“初期佛教”
的争论。
日本学者藤田宏达发表的一篇长文对日本学界关于“原始佛教”
、“初期佛教”
、“根本佛教”
的争论过程进行了详细探讨。
他指出，日本佛教学界一直以“原始佛教”
、“初期佛教”
、“根本佛教”
称呼以三藏中经藏和律藏材料为主所研究的佛教[66]。
到19世纪80年代则根本佛教已经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前两者则继续使用。
而日本学界所使用的“原始佛教”
、“初期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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