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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家佛教信徒和青年学者，王恩洋实际上在学术和宗教上和当时欧洲很多基督教学者背景在某些方面较为相似，这主要体现在信仰和理性纠结在一起，同时对于近代宗教的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均十分关注，并提出自己的主张。
同时，因为王恩洋不是出家人，所以他对教团制度不是特别注意，他没有特别讨论教团制度问题和佛教与社区建设问题。
他在早期特别是在支那内学院时期所写很多文章基本上甚少涉及社会外沿因素，而主要从内在学理角度来回应当时现代性的挑战。
图五十八1936年王恩洋在私立龟山书房与众弟子合影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有关他老师欧阳竟无及其同一世代的佛教教内和教外的资深学者如杨文会、太虚、印顺等人的研究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92]，而主要关注王恩洋这一代在俗信徒。
考虑到欧洲论述佛教的学者很多也有基督教背景，甚至本身是基督徒，选择作为佛教徒的王恩洋作为研究对象，也可以比较中国和欧洲两种教徒对于佛教的不同立场和看法。
图五十九王恩洋
王恩洋在20世纪20年代的主张，可以基本上归纳为以下这样一些内容。
其基本出发点是佛教是佛法，佛教并非宗教或哲学；真理即是佛法中的唯识学。
佛教应该以科学精神来研究。
但他对科学和佛教的对比之中，却得出排斥科学的结论[93]。
他总归是要强调佛法的普遍性、非历史性。
他对佛教实践和体验的强调要超过他对科学研究佛教的态度，而对于科学研究，特别是从进化的角度研究佛教历史存在较为排斥的心理。
一方面，他对当时佛教研究的进展十分关注，另一方面，他对这种进展基本上以排斥眼光看待。
这种态度主要是为了护教，特别是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识学辩护。
他还主要批判了基督教的一神论、创世论，并将宗教和基督教等同起来，认为佛法非宗教。
这一将宗教和基督教等同的看法显然受到基督教传教士一贯主张的影响，认为宗教为基督教特色，东方宗教为哲学、伦理系统，基督教才是宗教，最高真理。
王恩洋也批判了进化论，认为进化论对佛教影响导致学者认为大乘非佛说，否定佛法的普遍性。
他本人对早期佛教并无研究，但显然关注当时学界对印度佛教以及在印度佛教研究基础之上对印度历史地理研究取得的进展。
以下各个段落将一一说明王恩洋的立场，并结合当时的思想史背景加以评说。
王恩洋在《研究佛法者应当注意的三个问题》中说：“我于佛法本是初学，不配说什么话。
但觉得真要研究佛法，应当特别的或绝对的取客观的态度——即科学精神——此种态度原是研究一切事物的普遍态度。
特佛法这个东西，他所说明的既特别与世间一切知解不同，所以尤宜注意。”
[94]显然，在以科学研究佛法的问题上，他认为科学精神和佛法在普遍性上是有共同点的，所以才主张如果要研究佛法，一定要以科学精神、客观态度来研究。
因为科学精神是一种研究的普遍态度。
在《佛法真义》一文中，他又指出了研究佛法的科学途径乃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才能克竟其功。
他说：“今人多以佛法不合科学为疑，吾谓人果能以研究科学的法子对付佛法，如像未懂得加减乘除时便莫要乱去疑心微分、积分的不对，真想要懂微分积分便一步一步的将算学、几何、三角、代数等等学了再说，莫要瞎猜；那么，佛法也便少受许多冤枉幸运道谢的多了——然后比量可施；实测者当先修行，而后现量可证。”
[95]显然他这样说是受到当时学界对科学极为重视的风气影响，一定要找到佛教和科学相合之处。
但是王恩洋也指出科学仅研究静态的无知觉的物质界，而且科学的主张常常前后矛盾，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他认为佛法则能克服这些问题。
他在《佛法真义》中主张：
然自然科学之进步，科学自身亦自节节斩伐，自成矛盾矣；则伯格森之由科学出而排斥科学也，罗素之分析而归之现相是也，安斯坦之别有发明而大反数百年来之定律公理是也。
此后之科学为全体推翻乎，为根本改造乎，虽尚未定；然其自身之不足解释支配一切物理而必多改革，则断断然矣。
夫科学之能事，在静的、笨的、无知觉的物质界而已多不足恃，则于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之心识，更何力何能足以问津耶，盖自遍计言，则既一切而空矣，然就依他言，则亦既如幻而现矣，此之如幻变现，要皆不离吾识，因缘生灭，无一息停，宇宙非外物也，根身费时体也，唯识无境，前既详言之矣。
[96]
在《大乘起信论料简》一文中[97]，他特别批判了伯格森的学说。
他说：
西方生理心理学家，乃谓心之神用，亦由神经细胞脑膜灰质运动变化之所生起，更谓人类之生亦由单细胞动物进化而成。
而法哲伯格森则谓动物植物同由一生原动力之所创造进化，愚痴执着，虚妄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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