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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有关日本佛教学界争论的讨论，见平川彰：《原始仏教の定義の問題》，载《仏教研究》1，1970，1～18页；藤田宏达：《原始仏教·初期仏教·根本仏教》，载北海道印度哲学仏教学会编《印度哲学仏教学》2，1987，20～56页；前田恵学：《何故“原始仏教”
か》，载《印度学仏教学研究》98，2001，259～266页；高橋審也：《原始仏教と初期仏教》，载《木村清孝博士還暦記念論集：東アジア仏教―その成立と展開》，373～388页，东京，春秋社，2002。
[51]如世界知名的佛教学者、牛津退休教授Ribrich就特别强调使用earlyBuddhism来指代佛陀时代的佛教。
参见Gombrich，HowBuddhismBegaioheEarlyTeadonandAtlantids：AthlonePress，1996.
[52]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十一篇。
[53]陈怀宇：《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第4期，20～32页。
收入本书第八章。
[54]盛邦和已经指出寅恪学术中的民族主义情绪，见《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第3期，98～103页；但他没有具体解释和论证。
[55]寅恪在德国学习用功重点是藏文、梵文、巴利文，季羡林先生说寅恪留下六十四本笔记本，其中藏文、梵文、巴利文笔记本为二十三本，加上突厥回鹘文笔记本则一共二十七本，将近一半。
见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74～87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56]见王邦维：《论陈寅恪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373～374页。
[57]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183页。
[58]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130页。
[59]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85页。
[60]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载《历史语言硏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1969；寅恪曾向陈垣推荐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想必他在德国时即早已留意这位学者，巴托尔德曾长期担任德国《东方学之目录学》（OrientalischeBibliographie）杂志编委。
寅恪之结识伯希和系由王国维介绍。
[61]陆扬注意到Nobel曾感谢寅恪，见“ualityandHistoriterpretationsinBuddhistBiography：AClofHuijiao'sBiographyofKumārajīva，”
AM，thirdseries，17：2（2004），pp.1-43，注10.
[62]钢和泰在哈勒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是写吠陀，乃是古典印度学的题目。
但他后来主要做佛教研究。
他的梵文水平在寅恪之上，见第三章第一节。
[63]SergeElisséeff，“TotheMemoryofBaroa?l-Holstein，”
HJAS，Vol.3，No.1-2（1938），pp.1-3.一说钢和泰生于1876年12月20日，原名AlexanderWilhelmBaronSta?lvonHolstein，1929年6月17日与OlgaWladimiro>
[64]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662～663页。
[65]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中研院史语所专刊，1933，vi页；参见SergeElisséeff，“TotheMemoryofBaroa?l-Holstein，”
HJAS，Vol.3，No.1-2（1938），p.4.
[66]SergeElisséeff，“TotheMemoryofBaroa?l-Holstein，”
HJAS，Vol.3，No.1-2（1938），p.7，列入钢和泰论著目录；参见王启龙、邓小咏：《1949年以前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载《法音》，2001，第8期。
[67]利用梵藏文资料研究中国古音的学者后来不断增多，早期有罗常培、俞敏，现在活跃的知名学者有柯蔚南（W.South）、高田时雄、辛岛静志、朱庆之、刘广和、万金川等。
有关研究史可参见朱庆之：《佛典与汉语音韵研究——20世纪国内佛教汉语研究回顾之一》，载《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302～320页，成都，巴蜀书社，2000。
[68]寅恪甚至认为要研究中国语言之文法，亦需要先了解藏缅语，这完全是受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影响。
而他的主张并未得到语言学界的响应。
相关讨论见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170～183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1。
后文我在讨论寅恪对佛教文化史的研究时将再次谈及这一论题。
[69]致傅斯年的信，见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48页。
这封信落款只有月日，即五月四日，但编者推测这封信写于1935年前后。
实际上这封信应完成于1928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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