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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他在《西方美学史》中再次介绍了审美的移情说，他在十八章介绍审美移情说时给出了一个名单，包括费肖尔、立普斯、谷鲁斯、浮龙李和巴希等人，没有特别解释是否赫尔德也有奠基性贡献，只是偶尔也在其他场合提到了赫尔德[45]。
在《文艺心理学》中，朱光潜先生进一步提到了有人把移情作用称为“拟人作用”
（anthropomorphism）。
他认为拟人作用造就了艺术和宗教。
他说“从理智观点看，移情作用是一种错觉，是一种迷信。
但是如果没有它，世界便如一块顽石，人也只是一套死板的机器，人生便无所谓情趣，不但艺术难产生，即宗教亦无由出现了。
诗人、艺术家和狂热的宗教信徒大半都凭移情作用替宇宙造出一个灵魂，把人和自然的隔阂打破，把人和神的距离缩小。”
他又说，“各民族的神话和宗教大半都起于拟人作用，这就是推己及物，自己觉得一切举动有灵魂意志或心做主宰，便以为外物也是如此，于是风有风神，水有水神，桥有桥神，谷有谷神了。”
[46]这个说法未免夸大了移情作用。
但他提到以拟人作用来理解各民族的神话和宗教，则和赫尔德主张的以了解之同情理解古代文化有约略近似之处。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看到，“赫尔德说要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必须进入那个时代、那个地点，那个人民的整个历史，应该感觉自己完全进入了那个民族的生活之中。
他还说，仅仅理解希伯来语经典非常不够，我们还需要把自己送到那个遥远的地点和时代，把这些经典当作犹太人的民族诗歌来阅读。
这种阐释历史的思想主张不仅要研究一件文本本身使用的语言，还需要研究它的历史、地理和社会背景；同时，阐释者还需要到达一种境界，能够想象地重建作者当时写作文本的有知觉的和有感情的感觉。”
朱光潜虽然没有注意到赫尔德的了解之同情思想即是移情说的先驱，但注意到法国学者巴什（VictorBasch）把移情作用叫做“象征的同情”
（sympathiesymbolique）[47]。
这已经和了解之同情的意思相当接近了。
巴希出版有《康德美学论》，朱先生曾经参考过[48]。
一般而言，朱先生对康德、克罗齐、黑格尔的美学思想较为关注。
朱先生在讨论西方美学中的移情理论时，18世纪的学者仅在讨论移情作用说在戏剧中的应用时提到狄德罗。
朱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刊出的早期著作中没有提及赫尔德的思想，只是在40年代以后才在一些著作如《西方美学史》中提到赫尔德。
这表明他的学术思想有一个不断深入的变化。
他早年把移情说的发明权交给了立普斯。
这其实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西方现代学者的看法[49]。
只有到了德国现代历史学家迈涅克才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中把移情看作是赫尔德历史主义的贡献[50]。
柏林在研究赫尔德的反启蒙思想时进一步发挥迈涅克对赫尔德移情思想在历史、文学、艺术上的运用，并从中发掘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因素。
应该注意的是，这里朱光潜提到的洛慈即是HerrmannLotze（1817—1881），今通译作洛采，目的论唯心主义哲学家。
宗白华在讲述审美方法之静观论时介绍他是经验论派之健者：“经验论——谓凡从前所见闻过的，再接触时，即可联想到从前之事实，故同感系后天的。
德人HerrmannLotze即此派之健者，且谓同感作用，系普通的，不过仅限于审美之一端。
审美之功，实基于此耳。”
[51]我们前文提及的曾在明治时期任教东京帝大的布瑟即受这位洛采的哲学影响。
另一位留学欧洲的学者宗白华则非常准确地介绍了赫尔德的移情学说（Einfühlung），宗白华称之为同感论。
宗白华在1920年开始留学德国，先后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美学，在柏林大学，他的老师是著名美学家德苏瓦尔（MaxDessoir，1867—1947）教授[52]。
和他来往密切的中国留学生包括俞大维和寅恪等人，他还介绍徐悲鸿结识这些留学生，寅恪和登恪常与徐悲鸿等人讨论诗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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