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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狄尔泰非常熟悉赫尔德的移情思想[75]。
在介绍席勒和洪堡时,偶尔李长之也提到赫尔德。
他编译的洪堡关于席勒(1759—1805)的文章《宏保尔特: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改名为《席勒精神之崇高性与超越性》,指出赫尔德说话十分漂亮,辞令漂亮的人可以在说话的时候,加倍表现他们的能力:“他(席勒)的谈话,是异于海尔德(Herder)的。
再没有比海尔德话说得更漂亮的了,只要一个人在交际上是不太窘的,总可以听到那好好的辞令,被称赞的人往往是有这种长处的,很利于在说话的时候,加倍表现他们的能力。”
[76]李长之还在1935年写于清华园的《宏保尔特(1767—1835)之人本主义》一文中还提到了赫尔德主张译书要保留原书真意。
这篇文章还特意讲到17、18世纪德国的情况是“有四种东西在作用着:一是国外的文学翻译,二是古代的希腊艺术,三是民间文学之被重视,四是一般的德意志语言之改良。
抽象地说,就是因而形成的三种精神,这是:人的地位的提高,个性的被尊重,和情感的发展。”
[77]1941年11月1日他还在《精神建设:论国家民族意识之再强化及其方案》一文中提到洪堡所谓一种语言代表一种世界观[78]。
但没有提及赫尔德论语言,其实洪堡的语言学观点受赫尔德影响。
李长之虽然没有留学德国,但对介绍德国文化贡献很大。
他对于赫尔德没有特别留意,而在无意中介绍了赫尔德对于温克尔曼的评介。
李长之对德国文化的兴趣也和他的文化观有关。
他在1942年8月3日在重庆写的《论如何谈中国文化》一文中表达了他对于谈中国文化必须具有的知识的立场。
首先,他认为谈中国文化,必须先懂得西洋文化,因为这样才可以知道何种文化现象是一般的,和重视特殊的。
其次,他也认为谈文化不能忽略民族性。
他引述了德国近代学者纳德勒在《德国种族的和地域的文学史》的观点,认为种族在生理、精神、心灵都是不可再加分析的,种族具有原始天性,此原始天性被地域所影响。
他还指出国风即是文化传统,即民族性的表现[79]。
这里他显然把民族性和种族联系在一起,这个看法其实也是赫尔德的思想遗产。
此处李长之提到的纳德勒(JosephNadler,1884—1963)著作之原书名为LiteraturgeschichtederdeutsSt?mmeundLands,全书一共三卷,1912—1918年间出版。
此处St?mm可做种族或部族解,即英文tribe,此英文词及其汉译种族的对应见于1903年初版的雷士特(FranzvonLiszt,1851—1919)著、商务印书馆译《国际公法大纲》,载《政学丛书》[80]。
雷士特是维也纳出生的德国法学家,国际犯罪学会的创始人。
所以这个《国际公法大纲》的翻译中的种族应该来自德文St?mm。
这个词似乎更强调地域,而德文Rasse(即英文Race)则似乎更强调血缘。
从地域上说,赫尔德被近代德国传记作家路德维希(EmilLudwig)看作是普鲁士作家的两个代表之一[81]。
路德维希注意到德国文化的地域性,他认为第一流的德国人大多来自南德,而非普鲁士地区。
他认为虽然一般认为康德是普鲁士哲学家,但他母系来自南德的纽伦堡,而父系出身苏格兰[82]。
他还指出普鲁士民族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均渊源于东普鲁士地区,因为德国古典作家赫尔德即出身东普鲁士,后来移居魏玛;德国启蒙作家们发现了德国光荣的历史以及中世纪文化遗产,强调德国民族的特殊性和独特性以及文化成就[83]。
李长之讲民族性,却引入纳德勒的种族与地域观点,把民族和种族等同视之,实在有些不太妥当。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起寅恪先生所谓种族、地域与文化观念中所谓种族其实也指民族,如他所谓胡族其实指北方游牧民族。
他们对种族、地域、血缘的讨论很多思想资源可能均有德国学术背景。
总而言之,李长之、寅恪两人的种族与民族论不能不说都受到德国学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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