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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民俗学和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同的看法，反映了该学科在中国出现初期的模糊定义，但其中单以周作人而言，乃是受到了赫尔德的思想影响。
1920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周作人是主事者之一。
1922年《歌谣周刊》创办，周作人是编辑之一，他在12月17日刊出的发刊词中提到了“国民的心声”
：“搜集歌谣的目的，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
学术的，即民俗学的研究”
；“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
；“从这些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
[28]这里所谓“国民的心声”
应该即是周作人前文所说的“德人海勒兑尔（Herder）字之曰‘民声’”
；此实际上即指赫尔德所编StimmenderV?lker一书。
同时，周作人很早就试图将文学和民俗研究联系起来。
比如1921年8月16日他在《在希腊诸岛》的译后记中说：“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在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
[29]。
后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欧洲文学史，谈德国文学特别提到赫尔德对于诗歌的看法，并注意到赫尔德把民族和文学联系起来一起讲。
他的由各种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杂凑而成的讲稿在1918年出版，题为《欧洲文学史》，其中第五章即是18世纪德国之文学，其中这样讲到赫尔德：
JohannGottfriedHerder（1744—1803）盖批评家而非文人，故别无创作。
幼读Rousseau书，又受博言学者Hamann教，以为研究人类历史，当自元始状态始。
故其论诗，亦以古代或原人之作为主。
其说曰，诗者人类之母语。
古者治圃之起，先于田功，绘画先于文字，故歌谣亦先于叙述。
各国最古之作者，皆歌人也。
且其诗歌，各具特色，不可模拟。
盖缘言为心声，时代境地，既不相同，思想感情，自各殊异。
古歌虽美，非今人所能作，但当挹其精英，自抒情思，作今代之诗，斯为善耳。
Ossian诗出，Herder著论称赏，谓可比Homeros。
且曰，凡民族愈质野，则其歌亦愈自由，多生气，出于自然。
Homeros与Ossian皆即兴成就，故为佳妙。
歌人作而诗转衰，及人工起而天趣灭矣。
Herder本此意，为诗选六卷，曰民声（StimmenderV?lkerinLiedern），分极北希腊拉丁族北欧日耳曼诸篇，以示诗歌标准。
所尊重者为自然之声，感情锐敏，强烈而真挚者也。
千七百七十年，Herder就医Strassburg，乃遇Goethe。
其后新潮郁起，Goethe为之主，而动机即在此与Herder相识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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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些观点值得留意，从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在1919年即已经十分清楚地抓住了赫尔德的主要成绩、贡献以及赫尔德的思想资源。
第一，周作人指出赫尔德不是文人，而是批评家，这使赫尔德和前文提到的珂尔陲普有些不同。
珂尔陲普是诗人兼批评家，而赫尔德在周作人看来仅仅是批评家。
的确，赫尔德似乎并没有令人称道而足以傲世的文学作品。
第二，周作人已经指出赫尔德的历史观强调研究人类历史原始状态的重要；强调研究古代民歌的重要，主张凡民族愈质野，则其歌亦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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