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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的雅文学一向也是经学的附庸，隋唐时期科举考试一开始也主要是考明经，后来才加入文学创作。
周作人之喜欢民歌，受到赫尔德的影响，他还对民歌和传统弹词等文学形式进行比较，指出民歌的优点在于叙事清澈。
1927年3月30日，周作人在给刘半农编译的《海外民歌》所写的序中说他很喜欢读民歌，因为民歌“代表民族心情，有一种浑融清澈的地方，与个性的诗之难以捉摸不同，在我们没有什么文艺修业的人常觉得较易领会”
[43]。
接着他举例说他很喜欢英国的民歌（ballad）和日本的小呗。
他还认为歌词是叙事诗，性质在弹词和节诗之间，弹词太长太有结构了，而节诗太流畅。
歌词有些套语在民歌中则别有趣味。
而中国弹词也有这种倾向，譬如他举出《再生缘》卷一为例。
但他认为弹词太庸熟，同样句调重叠太多，令人生厌。
而民歌没有这个缺点。
与周作人对弹词的看法类似的学者还有寅恪先生。
寅恪虽然喜欢弹词《再生缘》，却认为弹词繁复冗长。
他说，“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
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
[44]。
他写《论再生缘》完全是因为感怀作者陈端生的身世。
尽管在重视民歌这一点上周作人受赫尔德影响，但与赫尔德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早期开创者不同，周作人和寅恪也都对浪漫主义的革命文学保持清醒的疏离。
周作人在1927年5月29日所写《答芸深先生》一文中说，“现在高唱入云的血泪的革命文学，又何尝不是浪漫时代的名产呢？”
[45]欧洲学者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反省浪漫主义的缺陷。
而周作人此时已经目睹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革命运动，一定对浪漫主义革命的缺点有所思考。
周作人虽然是近代中国第一位注意到赫尔德收集民歌的中国学者，但不是唯一一人，也值得附论于此。
另一位敏锐的中国学者是曾经留学德国的陈铨。
他撰文对中国和德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并注意中国文学对德国的影响，也提到赫尔德对民歌的收集。
陈铨早年求学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奥柏林学院，后转往德国，留学基尔大学，回国后任教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大学；曾和李长之、张荫麟、钱钟书被并称为清华四才子[46]。
陈铨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是讨论中国文学与德国的关系。
他特别提到赫尔德收集编译了全世界的民歌，并感叹在赫尔德的民歌集中竟然没有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民族的一首诗歌。
他说，
欧洲第一次翻译的中国纯文学载在当时全欧风行的法国人杜哈尔德（DuHarlde）一七三六年出版的《中国详志》中间。
这一本书里面有法文翻译的一本《元曲》，四篇《今古奇观》里面的短篇小说，十几首《诗经》的诗。
这些翻译非常地不完全，特别关于《诗经》选择同翻译，闹得一塌糊涂，所以后来黑尔德（Herder）选辑全世界的民歌，大概也就因为这个关系，连中国这样伟大一个民族，却一首诗歌都没有选。
[47]
后来他在该书第四章《抒情诗》部分再次提到赫尔德称歌德翻译的有关薛瑶英的诗是男性的翻译[48]。
陈铨的感叹是有道理的，在赫尔德的时代，德国对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赫尔德更认为中国文化是停滞的文化：“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绘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他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
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
[49]在这样的历史认知下，赫尔德当然不可能搜集到中国诗歌，再说当时欧洲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以及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极其有限。
其实中国的《诗经》中的国风部分倒是十分符合赫尔德所谓反映古代人民思想感情的民歌，和赫尔德同时代的大学问家章学诚也试图把《诗经》从儒家经典中剥离出来，看作是历史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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