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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北大和清华两校学术思想特点较为不同,前者兼容并包,后者抱残守缺。
北大学术思想的代表是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北大的特色是极保守的旧派与极激进的新派学者共事。
而清华抱残守缺学术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则包括王国维、陈寅恪。
兼容并包意味着容忍异端思想,主流与非主流,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而抱残守缺,强调的是残与缺,抱残守缺意味着少数主义的自由,不随波逐流的自由。
寅恪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自然也代表了这种少数主义的自由。
前面我们探讨了寅恪独立自由思想中的少数主义,现在我们或许可以以胡适为例看看北大的兼容并包精神。
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所奉行的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传统,在北大出身的教授胡适的言论中有最好的体现,特别是《容忍和自由》的演讲。
胡适在1959年3月12日演讲《容忍与自由》中指出: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eLinBarr)。
我们谈到到英国史学大师阿克顿(LordA)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写成他就死了。
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
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到到容忍(tor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
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的感想。
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
但我的无神论和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最根本的不同。
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
……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
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
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
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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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后来登载在《自由中国》杂志。
胡适与寅恪的经历非常不同,1949年以后两人又分隔两地,但两人在自由主义的思想层面上则有某些相通之处。
不过,胡适对自由的认识比寅恪可能更清醒,他们俩在言论、思想、学术、民族自由的看法上应无二致,但对政治自由的认识可能略有差别。
1948年10月5日,胡适在武昌发表《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演说中指出“中国历代自由的最大失败,是只注意思想言论学术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
所谓政治的自由,就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则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
这确实是一针见血、切中时弊[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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