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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主人公有规律的变化。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正面主人公随着解放运动的发展而相应地变化。
30至50年代，俄国文学中的中心人物是贵族“多余人”
形象；60至70年代文学中的主人公是平民知识分子“新人”
形象；到80年代，出现了反映宗法制农民思想情绪的“忏悔贵族”
形象。
正面主人公的变化反映了历史舞台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动更换。
小人物形象则贯穿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始终，体现出作家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关注和同情。
第三，创作与理论的良好双向互动。
即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一方面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发展的肥沃土壤和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创新使得文学批评和理论进一步深化或开拓出新的方向；而文学批评和理论一方面是根据文学创作的实际加以概括和提升的，另一方面又指导和推进文学创作的发展，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双向互动关系。
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三大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对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
文学创作进行概括、提升，形成自己的系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观点，进而又维护、指导和推动了“自然派”
的文学创作。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早期代表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
普希金既是俄国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同时也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从南方叙事诗开始，他就逐渐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后来创作出现实主义戏剧《鲍里斯·戈杜诺夫》和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等现实主义代表作，在后一部作品中，作者塑造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
奥涅金的形象。
莱蒙托夫（1814—1841）是普希金之后杰出的俄罗斯作家、诗人，代表作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38—1840），由五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中篇《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构成全书五章，成功塑造了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人”
毕巧林的形象。
小说在思想艺术方面的特点体现在：第一，丰富的思想内涵。
通过毕巧林这位当代英雄因无用武之地而成为“多余人”
，揭露了俄国社会的黑暗；表现了毕巧林身上的自由与奴性、浪游与停滞的矛盾——他不断浪游、不断寻求却又不断失败，总是痛苦，最终停止下来，消极地等待，从而体现了一种依赖的奴性，而这是人们常有的普遍矛盾；小说震撼人心的魅力还在于对毕巧林这个人物的灵魂异变历程的揭示，即对主人公的机智、犀利与狡黠、刁钻，自觉与不自觉的害人与害己行为心灵成因的展现以及哲学思考，这种展现与思考不仅对认识社会现实的真实面貌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更对认识人与人性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巧妙的文体嫁接。
首先是把西欧传统的叙事体小说与感伤主义作家常用的日记体、自由体小说嫁接；其次，是把俄国多种流行的文体相互嫁接，《贝拉》是普希金的《阿尔兹鲁姆游记》体和文明之人与大自然之女浪漫故事的美妙结合，《梅丽公爵小姐》是“上流社会小说”
的延续，《塔曼》是富有神秘色彩的情节淡化了的抒情小说的变体，《宿命论者》是30年代幻想小说中的神奇故事的再现；再次，是社会小说、心理小说和哲理小说的嫁接。
第三，崭新的叙事方式。
在叙事视角方面，采用了三个叙述者——“我”
、上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和毕巧林。
三位叙述者为小说构架了三层叙述框架，采用了故事之中套故事再套故事的形式。
这三位叙述者从三个角度刻画了主人公的不同侧面，突出了主人公的立体形象。
小说的篇章结构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本应这样组合:《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作者却运用倒叙手法，使故事变得扑朔迷离，摇曳生姿。
而且小说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三位叙述者，巧妙地利用多重视角转换，叙述者与主人公身份的层层位移，成功地将故事引向深入。
第四，出色的心理描写。
小说利用日记这种原始心理资料和毕巧林的行动、语言，辩证、深入地揭示了情感、性格的矛盾复杂性，细致、出色地写出了主人公毕巧林心灵的复杂性、立体感与变幻感。
果戈理（1809—1852），发展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的写实主义倾向，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流派“自然派”
，对此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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